從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到的那通電話說起。
那年八月，奧運閉幕典禮後一天，我舉家遷居北京。
當時，我觀察中國大陸市場有二十年了。對一個台灣出版業者來說，這個市場如此重要，又如此難以捉摸；一切都要特許，太多灰色地帶又隱晦不明；我決定去親自住下來，試一下水深。
同時，我也決定走另一條路。趁著中國經濟起飛，全球都起來的中文熱，看看如何開發華語教學的數位商品，開拓國際市場，同時也算是在分散風險。
此外，我還同時在趕寫一本書，講我讀《金剛經》二十年卻漏讀了四個字的路程，也抒發我對這部經典的讚嘆。
幾件事忙得不可開交。直到那個年底的早上，當我終於寫好那本書初稿的時候，終於有一種喘口氣的心情。
就在此時，接到台北打來的一通電話。說是馬英九總統要邀請我擔任國策顧問。
如果那個邀請來得早一個月，或甚至早一個星期，我都會立刻婉卻。但是在那個心情輕鬆的時刻，我說考慮一下。
我先靜坐，向佛菩薩祈禱，後來就回覆對方同意了。
那之前，我只見過馬總統兩次，彼此有過的對話應該不超過十句。
關於「國策顧問」一職，我相信總統應該是超越黨派之上的，所以接受這個無給職的榮譽職位，也是著眼於希望能當中華民國的國策顧問。
我檢查一下自己平素的關注範圍。除了出版、文化的議題之外，我長期觀察中國大陸，加上這時又實際居住在北京，覺得還可以在兩岸問題上提供一些意見。
為了不要只是佔個虛銜，我還提出希望能和馬總統有定期討論的機會。
馬總統沒有答應最後這一點，但是其後不時會在一般資政、國策顧問聚會之外，找我和其他一兩位人士聚談。
這樣持續了兩年，在二○一○年五都選舉之前，我寫信給馬總統辭職。
我覺得自己產生不了任何貢獻。
眼看越來越多政務不是多頭馬車，就是無頭馬車；不是主從不分，就是疏於溝通，而我給馬總統的一些建議，難見實質的回應。所以我想辭職。
然而，最後我還是接受了挽留。
主要是聽了幾位朋友的意見。他們提醒我兩點：一，你只是個「國策顧問」，不是政務官，只要言所當言就是盡責；二，別忘了當初接下這個身分的初衷，你所獻策的對象應該是中華民國而不是總統個人，今天許多官員愛「看報治國」，你不妨迂迴前行，善用「國策顧問」的頭銜，從媒體上讓他們注意。
這樣，我接受了挽留，也開始在報紙上以「國策顧問」的身分發表文章。雖然，不時有一些懷疑還是會浮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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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我給馬總統的建言和提醒，主要在三個領域：國家論述，也就是國家方向的重要；兩岸政策不要進退失據；各級政府失能，難以運作的現實。
二○一三年年初，我在《天下》雜誌上發表了〈一個國策顧問的兩封公開信〉。一封是給馬總統的：〈方向是唯一的解答〉，另一封是給台灣社會的：〈做主人該做的事〉。
前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政府不把國家的發展方向說明清楚，卻只拿一些（經濟和外交上的）數據來強調自己的努力成果，形同一個司機始終在原地打轉，但卻不斷炫耀他的車速碼表在加快。沒有方向，領導者卻冀求民眾對施政『有感』，不啻緣木求魚。」
後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如果我們當真相信民主社會裡，政府就是國民的公僕，那我們做主人的就該主動做一些事情……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揮霍。」
這兩封信收到很多回響。馬總統也約了我在二月底單獨聚談。
那天，我們談最多的還是國家的方向。此外，就是兩岸關係。並且，以兩岸關係當切入點，我再給了一些如何進行行政革新的建議。
一如既往，馬總統十分誠懇地做了許多筆記。
四個月後，我在一個極為偶然的狀況下，得知政府即將在重重遮掩、黑箱作業的狀況下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
我為此寫了〈我們只剩下二十四小時了〉，開了所謂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再一個月後，我在立法院發表了辭國策顧問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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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許多長夜，我在佛前靜坐，祈禱祂告訴我為什麼要繼續擔任一個沒有貢獻的國策顧問。
佛始終不語。
直到在立法院公開宣布辭職的前夜，我先是感覺到，我之於這個職位的作用，可能不在接任，而在辭任。
再接著，我逐漸體會到：我說想為中華民國而擔任的「國策顧問」，原來是從我和馬總統告別之後才真正開始的。
這也是一條完全意外的自我學習和成長之路。
服貿協議的內容公布之前，我只是從出版業者看到的一點端倪，以為政府的失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或不重視這個產業。公布之後，發現遠不止於此。
在那之前，我雖然早已體會到今天政府失能，難以運作的現實，但是畢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信任。然而，馬總統及其官員在處理服貿協議這件事情的心態、識見與方法，卻把我那一定程度的信任也打破了。
我對自己曾經寫過的那句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揮霍。」
我要實踐我所相信的事情。
我能做的，就是盡量用清楚而淺白的文字，把我感受到的危險大聲地說出來，在迷霧中尋找回應的同伴，大家逐漸聚攏，同心協力地共同辨別方向，走出危險。
我幸運地找到一些伙伴，一起行動，走出了一條原來別人認為沒有機會的路。
和他們一起工作，我的許多問題得到解答，許多視野得以打開。
不止如此，接著我對參與其他公民行動有了興趣與動機，後來選擇核電議題，又有了一批新的伙伴。當然，核電又連結了環境保護及其他。
許多議題對我都是陌生的。但是感謝我原來的工作就是出版與寫作。吸收、消化各種知識，並設法找出最淺顯易懂的方式與其他讀者分享，本來就是我的生活。所以碰觸這些議題，固然有壓力，但也有樂趣。
就這樣，我一路練習思考台灣的現實與未來。
時間過去了兩年。
如果說當時政府所簽的服貿協議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急病，那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加護病房之中，甚至看到病危通知。
兩岸政策，仍然在混亂，甚至惡化之中。
此外，憲政扞格、國防鬆散、行政系統失靈、食安崩盤、產業轉型和升級無解、空污嚴重、水資源破壞、經濟日益倚賴對岸、國債破表、年金破產、新生人口減半後還持續減少、國民整體健康卻持續惡化……太多關鍵問題都已經到達或超過了我們可以負荷的臨界點。
更別提堆積超載，無處可去，卻還是有人想延時使用的核廢料，可能隨時讓我們的家園全毀。
太多過去的問題相互糾纏。不只拖累，甚至在癱瘓我們；不只癱瘓，甚至在窒息我們；不只窒息，甚至將粉碎我們。而檯面上的政黨，不論朝野，都對這些問題的肇因難以卸責，所以也難指望他們有大破大立的視野與解決方法。
我聽到周邊許多人在嘆氣，在悲觀。
我很少回應。
不是不悲觀。我的看法是：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根本就是滅亡在即——不論是國家還是環境。
但我也因為悲觀而相信必須樂觀。樂觀於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改變這些跡象的走向，樂觀於我們可以改變未來。
最開始，只是一些信念在支撐我。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歷經動盪、無數人的奉獻犧牲，在台灣大家又付出這麼多時間和代價，才熬煉出今天的民主局面。現在說是因為一個個民選的政黨人物有負所託，因為他們的私利、偏執、無能，就要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無有此理。
後來，兩年的學習與成長之旅，讓我更有了真正樂觀的理由。因為我見識到什麼是台灣的真正生命力：台灣的公民覺醒與行動。
我觀察一些公民行動，和主事者交往後，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每一個無能的政府官員，每一個無知的決策，都在民間培養了相對應的異議者。政府固然靠著資訊不對稱的優勢而仍然佔有一些上風，但是在網路時代，又是民主社會的台灣，這種優勢越來越小，越來越短。
相對於政府官員「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的特質，這些民間異議者，雖然一個個沒有什麼大的組織規模，許多人更是單兵作戰，但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家充滿熱情。可歸因於政府不當決策、推拉拖延而造成的一次次社會事件，一方面使大家付出痛苦的代價，但另一方面也成了滋育、刺激這些人茁壯、行動的養分。
這些人，有的還是有自己傾向支持的政黨，但是已經不再迷信於救世主；有的不再信任國、民兩黨的任何之一，決定要走出第三力量；有的更完全拋開政黨的意識，先行開展自己相信的行動。
台灣的未來，可將因為這些新生的公民覺醒與行動而改變。但這些能量還在新生階段。到底這些能量會及時整合，成為推送我們升空，遠離毀滅的火箭？還是各自綻放，只是我們在毀滅之前看到的一些美麗煙火？
因此，今天台灣來到了恐懼與希望總合的一刻。而我們所剩的時間不多了。
我聽過最悲觀的看法是，這時間將不超過五年。但我願意樂觀一些，相信最多二十年內，我們可能目睹自己的滅亡，但，也可能，目睹自己的新生。
決定滅亡還是新生的，除了我們的希望、意志和努力，最重要的就是時間。我們在和時間競賽。
現在許多問題我們看不出解答，但是只要我們開始正視、努力，時間會是最公平的顯示者。所以我們要盡力拉長可以努力的時間，更不能浪費任何可用的時間。
我曾經認為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寫這一本書。但因為許多問題緊迫無以復加，而二○一六年馬上要到來的選舉，對未來的影響又是如此關鍵，所以我決定提前出版，即使有些說明可能還不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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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寫這本書，我是在記錄這兩年自己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加上收集我訪談許多人而得到的各種恐懼與希望。我整理這些恐懼與希望的關聯，也提出我的體會和建議。
共有三個部分的內容。
第一部：〈恐懼的總和〉。
我整理了一些我看到的危險：
不論誰執政，都要面臨已經崩潰、無從運作的政府。
沒有下一棒可以跑下去的經濟。
我們在拚命遮擋年輕人的希望。
我們樂於把環境和資源破壞到無以復加。
偏偏，核廢料的累積，已經超出了可能隨時毀滅我們的臨界點，而許多人寧願視而不見。
至於深刻影響我們的兩岸政策，國民黨和民進黨事實上都是盲目地欠缺第一哩路，而不是最後一哩路。連服貿協議，都還是一顆未爆彈。
第二部：〈希望的總和〉。
相對應於恐懼，我也看到希望：
新時代的「協作」特質、全球化特質，在台灣推動三種人才出現。
一些敢於告別過去，推動新產業的範例出現了。有年輕人在亮出台灣前所未見的銳氣，有中年大叔在創造世界級的夢想，還有更大年紀的人在示範我們面對能源的新立場。
更多的年輕人，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難以計量的熱情，投入各種社會運動、公民運動，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創造自己的未來。真正是風起雲湧。
急統和急獨都是在用哈哈鏡看對岸，不是過度誇大了對岸，就是過度渺小了對岸。而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面鏡子。善用鏡子，我們會發現，面對對岸，其實就是面對我們自己靈魂的三道試煉。通得過這三道試煉，我們就可以脫胎換骨。
並且，我們的憲法時刻到了。癱瘓的政府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也是每個人需要參政的時刻到了。
這些希望，讓我們相信台灣可以從險境中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
第三部：〈Case Study：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
開反黑箱服貿第一槍的時候，我像是在黑夜的濃霧之中。不知道究竟在發生什麼事，更不知道接下來的去向如何。但是逐漸地，因為聽到回音，因為聚集了同伴，因為大家的分工合作，我們撐到了可以看到一點天色，摸清一點周遭。
之後，我們看出方向。有了方向，再定目標。有了目標，再定進程與時間。有了進程與時間，再定方法。這樣，事情逐漸往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在這個過程裡，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要相信筆的力量。隨著時間推進，我更越來越有計畫地使用自己的文字，當一種火力。
每篇文章發表，我都仔細觀察彈著點，再設定下一篇文章的方向。或者，自己發動一次攻擊；或者，支援同伴的前進；或者，先停止不動。
因此我整理了一些發表過的文章，每篇都加上「寫作背景」，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也加上「後續發展」，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
台灣接下來各方面的改變，都需要公民行動。公民行動都需要論述，需要文字的闡述，需要相信筆的力量。
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當作個案分析，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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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聽了《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這個書名，都問我：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難道不是嗎？
地理條件上，是。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我們不是。
各種原因，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終致深陷困境，甚至絕境。
不論面對真實的海洋，或是面對心中的海洋，我們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四周、資源、世界，然後在其中找到新的位置和機會。
今天很多人都在說我們到了一個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我還要再加一句：今天也到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大推理家，每個人都是ＮＧＯ（公民行動組織）的時代。
當個大推理家，我們應該對所有之前累積下來的謎題與難題，不要感到憤怒與恐懼，而是心存感激。
當個ＮＧＯ，則要倡導議題，呼喚並聯合大家一起行動。
所以，如果我們當真認清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海洋才是我們的生命基因，那我們就要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用二十年時間脫離滅亡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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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雙城記》的開頭，應該是為台灣所寫的。
的確，這是一個最黑暗的年代。
但，這也是最光明的年代。
《易經》的鼎卦，有一句話：「君子以正位凝命」。對這句話，有註解這麼說：正位，是「不使之傾」；凝命，是「不使之渙」。
在自己的國家可能傾圮，人心可能渙散之際，我們每個人都要行動。正位，不使之傾；凝命，不使之渙。
當別人只能倚賴明君出世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之際，我們卻可以由一個個公民來行動，這是何等豪氣。
我們應該微笑一下。
台灣的四周，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