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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認為在經濟發展與倫理脫鈎之後，佔據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忘了地球資源屬於全人類所有，而不是少數人所有。

他形容這種心態的時候，用了一個詞「技術官僚典範 」。

所謂「技術官僚典範 」，在這裡他指的不是指政府機構裡的「官僚」，而是指有些人以專家、菁英自居，不把別人的價值放在眼裡，更不理會價值本身所蘊含的一些制約或限制。

在這裡，我也想補充一下在政府機構裡的官僚，在這種新達爾文主義的經濟發展裡所扮演的角色。

韓國記者李容馬，寫過一本書《我相信未來可以改變》。

在這本書裡，他提出一個疑問：就是韓國民主化了三十多年，政黨輪替也好幾次了，為什麼整個國家還是不斷地在原地打轉。

他提出的分析是：政黨雖然輪替了，總統雖然換人當了，但是任何執政者都需要業績，經濟部的官員為了上司的要求，也需要業績。而經濟部的官僚要拿出GDP成長多少，外銷出口成長多少等，最方便的路子是拜託既有的大企業、大財團，提供他們各種好處，而大企業則回報他們需要的業績。

並且，大企業知道政府官員都怕媒體，所以大企業同時會或者用廣告支出來收買媒體，或者乾脆自己買下媒體、投資媒體，來掩護自己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官員。政府、大企業大財團、媒體，這整個是綁在一起的利益結構。

因此，李容馬說，政府民主化之後，不論上層的執政者如何輪替，競選時拿出多麼前瞻的主張，實際真正在讓韓國運轉的是官僚＋既得利益的大財團＋媒體這鐵三角。

和韓國大致相同時間解嚴的台灣是什麼情況，大家可以對照著想一下。

李容馬的分析，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輔助說明教宗所說的經濟發展的新達爾文主義是如何越演越烈的。

當這種全球化和經濟新達爾文主義相互加成發展，造成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卻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財富之後，站在相對面的幾十億人的被剝奪感可想而知。

2.

因此教宗說這就造就了全球各地民粹政治的興起。

一般都以為民粹主義是在反全球化。但教宗認為：在民粹主義興起的背後，其實有著一種切身的辛酸。許多人感覺到，自己在全球的巨浪中是被遺棄了，被遺棄得無動於衷。所以，他認為與其說民粹主義是反全球化，不如說是在反對這些全球化了的無動於衷。

打著民粹主義旗號登場的許多政治人物，是最清楚這種心理的。所以他們能做的，也最喜歡做的，就是進一步激化這種被遺棄的心理，激化遺棄者和被遺棄者之間的對立和仇恨。

也因此，民粹政治人物最希望的，就是跟隨他們的人不要思考，只要把權利交給他，他來負責解決他們的恐懼和憤怒。

伴隨著民粹主義的課題，我覺得教宗在這本書裡非常有意思地，花了很多篇幅談到社會上各個領域的基本教義派。

基本教義派本來是指宗教領域裡，有些人一直主張對經典要有原始的主張，而沒法接受隨時代的不同而有些開放的解釋。

教宗指出，今天不只是宗教，社會各個領域都盛行基本教義派。

簡單地說，就是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人提供一些封閉而單一的價值觀，頑固地不隨時代變化而調整。

而為什麼在今天願意接受基本教義派思想的人會這麼多？

因為在一個動盪的年代裡，許多人心裡慌亂不安，大家想要心安，正好需要簡單，不複雜，沒有變化的東西；加入同溫層集合了同樣需求的團體，正好可以讓自己好像在風暴中進入避風港。

於是就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然而，教宗也指出：回顧歷史，民粹政治容易導致獨裁政治。

而基本教義派，一旦相信「真理」已經被解釋完畢，不必再有進一步探尋的空間，那麼不但自己會停止思考真理，把所有的詮釋權都交給帶領他們的人手裡，並且任何人對他們提出質疑，都會被解讀為對他個人的人身攻擊。

於是，教宗說，社會上各個領域都有人『深陷在「自己的」 真理壕溝中，成為了自身立場的囚徒。 』

而這些問題的危險，都是不下於帶來COVID-19 的病毒。只是我們不自覺。

也因為這樣，我們都成了迷宮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