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敲、敲諾貝爾的大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Nobel’s Door

近幾年，每到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發的時候，村上春樹都是熱門人選之一。因此，三年前的此時，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的開場，也在談村上，並指出當代作家裡，受 1960 年代流行文化與音樂影響者，無出其右。

接著，這篇文章的筆鋒一轉，說既然如此，諾貝爾獎與其頒給其他人，怎麼不頒給那個年代真正有影響力的一個人：鮑布狄倫。

三年前這篇文章指出了許多鮑布狄倫應該得獎的理由，足可以為今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所用。如果只摘一段話的話，我看這一段很好:「狄倫先生的作品一直特立獨行，不受道德框架所限，不一本正經，但也絕不賄賂聽眾。他寫的詞其美無比，他關心的主題歷久彌新，能目睹自己有這麼大影響力的詩人，任何時代都少之又少。」

這篇文章的標題很好，引用鮑布狄倫的名曲曲名，改了一個字: Knock, Knock, Knockin’ on Nobel’s Door. 而三年後，諾貝爾獎的大門真的被敲開了。

至於我為什麼會出鮑布狄倫的《搖滾記》？有些書是永遠只能有一本的。鮑布狄倫只有一個，他寫自己的傳記也當然只有一本。這樣的書怎麼能不出？記得當時的出版計劃裡，他還要再寫一本，只是後來他一直沒寫。如果他不寫，照他的個性，得了諾貝爾獎也不會寫吧。

但我真正被《搖滾記》震撼到的，是在出了這本書五年之後。2011年鮑布狄倫來台北演唱，我沒趕上，但是在北京卻去趕上了。看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巡迴全球演唱，不預告曲目，不重複唱法，每一首歌都可以唱出新的生命，真是震動。覺得那是對所有創作者，不論任何形式創作，的啟示。我趕快重新把《搖滾記》找出來看，想要知道他生命之火的根源。

「前方的道路將會崎嶇艱難，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還是踏上這條路。眼前即將出現一個奇怪的世界，亂雲罩頂，閃電頻傳。那個世界，許多人不理解，也從來沒能弄懂。我卻直直走了進去。那是個寬廣的世界。」這樣寫的《搖滾記》結尾，多少可以幫我們了解他一些。

新加坡對「樞紐」的敏感

前幾年因為在做華語教學的市場開發，除了歐美市場外，也曾經考慮過如何進入東南亞市場。

在東南亞，新加坡對華語的重視非比尋常。不只因為他們強調雙語立國，還因為他們使用和中國同樣的簡體字，但是非常有意識地強調新加坡的中文簡體字和中國的簡體字之不同。所以，他們一方面和中國的各種資源結合，共同擴大全球華語教學的聲勢，一方面又努力突顯新加坡華語「門派」之不同。

在這種背景下，有一次我和新加坡一位在官方主管過語言教育的大老請教起東南亞華語市場（含印度）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好奇和疑問。那位先生非常看好東南亞市場對華語的需求，也鼓勵我去探索、開發，給我做了許多分析。

我的好奇是:那新加坡佔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為什麼不自己來開發這個市場？新加坡來做，不是探囊取物？有了這麼一個市場之後，不更可以壯大自己的門派？我沒有講得這麼白，但輕輕問了一下。

「我們做，是多敏感的事啊。」他看看我，只簡單地回了一句。

雖然只是一個眼神，他看得我有點不好意思。

新加坡自立國以來，就一直希望自己保有華人社會的特色，但處在東南亞的四隣之中又不要突顯自己華人社會的特色。他們深知自己之小，不免成為別人的棋子，所以為了使這個棋子發揮最大的作用，絕不輕易讓別人當棋子，或者有棋子的聯想。

所以由新加坡來拓展東南亞的華語教學，雖然不只可以有樞紐的作用，還可以有神經中樞的作用; 不只名利雙收，還可以壯大自己的華語教學門派，但他們卻不做。因為太敏感了。

新加坡連自己要在東南亞當「樞紐」都這麼敏感了，聽別人說要來把他們這裡當「樞紐」，當然就更敏感。

我覺得這次台灣至少應該應該學到兩件事:
一，學習新加坡對自己四周環境的「敏感」。
二，學習新加坡深知自己是「棋子」的重要，所以絕不輕易讓別人當「棋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