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前國策顧問」

選舉結束，新的總統誕生，新的國會誕生，台灣一個新的時代也開始了。
我自己的人生，也要開始一個新的階段。
新的起點上，要告別一些舊的事物。我要告別的是，使用了兩年半多的「前國策顧問」。

我參加社會公共事務，大約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大約在2000年之前，包括我主持時報出版及臺灣商務印書館任內，參與得很少。即使有，也是和出版業相關。譬如1989年接受新聞局委託，籌組台灣館首次參加法蘭克福書展；或是1996年承辦台北國際書展，定下版權交易和銷售交易並行的模式。

在這個階段，我相信一個企業負責人對社會能盡最好的責任，就是把公司經營好，照顧好股東與同仁的權益和福利，也無暇他顧。

第二個階段，在2000年至2008年。這個階段，我明顯地參與了許多公共事務，主要仍然是出版產業內的，但是和前一個階段不同的是，更主動參與而非被動承接。

這和出版產業本身的變化有關。進入2000年之後，我們產業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大量簡體字書進口需要規範、出版業上下游由「把餅做大」的合作而出現「搶大餅」的衝突、台北國際書展進入瓶頸等等議題，同業間不能不共同討論、彼此合作，找出解答。由於我始終相信出版業的本質是，同業間必須共存共榮，因此我主動投入許多心力，參與很多。畢竟，解決了大家的問題，也是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這裡我不能不提一下2003年的香港七一大遊行。那場針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五十萬人遊行，隔海給我很大的震撼。

香港不像台灣，沒有那麼多主導力很強的政黨可以動員支持者，而香港又是一般人對政治如此冷漠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六百萬人口的香港，光憑一些民間團體聯合主辦，就能使十分之一的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成果驚人。那場公民行動又進行得乾淨俐落。五十萬人不但全程高度自制，散場不見垃圾，讓我對公民行動開展了許多想像和信心。

那年年底，我之跳出來開始寫公開信給政府官員，並聯絡同業成立「台北書展基金會」，受香港七一遊行影響很大。

也因為如此，後來我又在2007年因為醫病關係而發起過「u care i care 讓好病人遇上好醫生」行動，2008年總統大選前發起過「我的希望地圖」網路行動。

第三個階段，從2009年到2013年。我接受了馬英九總統的邀請，擔任國策顧問。

如我在《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前言所言，我之所以會答應接受邀請，一方面和我的宗教信仰在那個時刻給我的啟發有關，另一方面也因為我覺得自己可以在文化事務和兩岸觀察上有些貢獻。

接受邀請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這一步跨得很大，已經涉入政治。

但是因為畢竟有「國策顧問」這個職稱，所以不論在字面或實質的意義上，我都開始練習把觀察、思考許多事務的角度，拉高到「國策」的層次。

我一直是個對工作，以及工作涉及的方法有高度興趣的人。我努力練習「國策顧問」的思考，很大一塊是想要揣摩如何放大自己視野的方法。

然後，如許多人知道的，2013年6月，政府簽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我開了所謂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然後那年7月底在立法院公開辭去了「國策顧問」。

許多朋友、同事都認為我該放手了，不要再管這些事了。畢竟，在那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能說的，能做的都做了。以學界為首的社會各方面，連同在野黨批判黑箱服貿的火力在繼續，我自己又有台灣、紐約的公司要顧，是到了要放手的時候。

可是我畢竟沒有。

因為我逐漸體會到：我想為中華民國而擔任「國策顧問」所能發生的貢獻，可能是以我的離任而不是接任開始的。所以，儘管我不在台灣的時候居多，但是透過網路，我仍然密切觀察事態的發展，選擇一些關鍵時刻繼續出手。（詳細過程請參閱《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的第三部＜一個公民行動的路線圖＞。）

這兩年多時間裡，我有意識，也有目的地持續使用「前國策顧問」，一方面希望這個頭銜能讓我許多發言有個相襯的立場，另一方面也繼續督促自己去追求一個問題的謎底。

我們的國家到底怎麼了？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該如何解答？

兩年多的時間，我像是在玩一個巨大的拚圖遊戲。一方面不停地搜集為了拚圖而需要的大量碎片，一方面又不停地隨時拚凑搜集而來的碎片並再搜集更多的碎片。

那種難以測度的複雜感，其中有壓力和沮喪，有刺激和樂趣。

這就是我花了兩年多時間寫好《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一書，其後再花了三個多月時間進行「年輕的力量進國會」二十七個人系列訪問的心路歷程。

在我整理好訪問稿的時候，我也意識到自己來到一個抉擇點了。
越過這個點，如果我再要繼續組合我的拚圖，想要追求答案，那我應該要親自參政了。

但那不是我能做，或適合做的。我能做，也最適合做的，還是一個編輯的工作，一個出版人的工作。

所以我決定在收手之前，再做一件事，把這段路程補上一個完整的句點。最後，我選擇為一位二十四歲的立委參選人，曾柏瑜，當她最後衝刺階段的志工。

現在選舉結果出來了。
新的總統誕生、新的國會誕生，尤其真的有一些耀目的年輕的力量進入國會，台灣的政治也進入新的時代了。

而即使其他許多努力了大半年的年輕的力量沒有能夠進入國會，我相信以我對他們的認識，他們會持續形成新的民間監督力量，並為未來再接再勵的參政而準備。

我身為公民的一份子，在一些我自己關注並力有能及的公共議題上，會繼續和他們在民間一起努力。
但我不會再使用「前國策顧問」這種身分思考或發言了。

我要回到我的編輯人、出版人身分。

過去幾年，我的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危機之中，而我處身的產業，也位於極大的風暴之中。全世界的出版產業，都在面臨網路及數位化閱讀的衝擊。台灣，由於少子化帶來閱讀人口劇減的風險，更格外地大。

我必須為自己的公司擘劃一條新路。我不只要照顧好股東和同仁的權益與福利，更要使我的公司在新的時代裡脫胎換骨。可能的話，我也希望自己的例子，為風雨之中的其他同業提供一些參考。甚至，我的企圖再大一些的話，也可以為台灣其他正在為升級與轉型而苦惱的產業提供一些借鏡。

所以，接下來，我會儘快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這本書出版之後的這段時間的歷程和心得，另外綜合整理成一本書，提供給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參考，為我兩年半來的旅程做個總結。
這本新書的書名，就叫《海洋裡不要丟鉛球》。

此外，我也在擬一個邀請（特別是）年輕人一起做的新的出版計劃。等農曆春節之後，我會跟大家說明。

現在，讓我們一起祝賀年輕世代參選人裡進入國會的朋友，也鼓勵其他還差一步的朋友。

我們共同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共同再努力!

<志工 Day 6 >

從桃園那裡趕回新店瑠公公園九點多一點，曾柏瑜及她各處街講的夥伴也正好陸續回來集合。

以綁滿她許願絲帶的燈樹為背景，柏瑜發表了感言，引用賈伯斯所言只有夠瘋狂才能改變全世界之語，來對比一個二十四歲女孩子參選立委的心路歷程。她還跟我說：「我會以立法委員身分打電話給你的。」之後，她和志工夥伴們拍照留念，一群年輕的朋友只有開心，沒有疲累。

因為在一盞路燈下拍他們，天又下著毛毛細雨，想起1974年我來台灣，出了松山機場，在路燈下抬頭看毛毛雨的那一刻。

那天我看到雨絲在路燈的一定高度之下，是如此之悠然而落，在那之上，卻又是如此之驟然而落。悠然和驟然之間，好像是分斷，又好像是延續，令人著迷。今晚雖然雨絲太稀疏而捕捉不到那個畫面，但是路燈本身仍然令我徘徊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