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全速前進的日子裡，如果有一個朋友能體會你在做什麼，可以和你分享一些感受，那是極為美妙的經驗。

我很幸運，身邊一直有這樣的朋友。多年前，當我為一個新登場的舞台而衝刺的時候，尤其有一個很戲劇化，從沒見過面的朋友。

朱邦復。

我「認識」朱邦復，是那之前再兩年，在另一家雜誌工作的事。一天晚上去上電腦課。忙了一整天，本來有點昏沉，但是臺上的講師談到這位倉頡輸入法的發明人，也是中文電腦的先行者種種特立獨行的傳說，我卻突然清醒了。

聽著聽著，我決定要寫一篇這個「怪傑」的報導。

這可真成了一個挑戰。

他既然怪嘛，和別人就談不上什麼來往。沒有訪問的對象，沒有人寫過他什麼，資料極難找。他本人已經離家去國，到美國定居，但沒有人知道他在美國的聯絡方法。原先創立的公司，也已移轉給同仁，同仁對他的了解，只限於表面。

憑著熱情，和極大的運氣，我還是在沒有採訪他本人的狀況下，蒐集到我要的材料，寫了一篇報導。

兩個月後，我收到朱邦復一封信。他顯然深深為「想不起」曾經認識我這個了解他如此之深的人而煩惱。

我們這樣成了朋友。純粹是書信的朋友。連電話都沒通過。

他那時躲在美國，準備以一己之力，與別人傾國之力發展的智慧電腦一別苗頭。知道的人都說他瘋了。但是我當然相信他。

後來那本雜誌停刊，我失業了三個月左右。朱邦復寄了張照片給我。是他的工作室。

電腦桌前，有張他的椅子，有張他左右手沈紅蓮的椅子，還有張空的椅子。他說是給我留的。

只有他這種瘋子會想到和我這樣一個當時對電腦一無所知的人，一起開發別人認為癡人說夢的智慧電腦吧！

我沒有去（唔，顯然我比較理智）。我接下一個四十年老雜誌的改版任務，開始一段每天只睡兩個小時的衝刺。

但是在別人都已沉睡的深夜裡，在一片凌亂的案頭與地板間，我一面為工作的進展而興奮，而激動，一面會望向夜色深沉的北方，握握拳頭：「嘿，朱邦復！」

朋友的激勵，可以是一句話，輕輕的一拍，一個眼神的交換，也可以只是心底的一個承諾。（我和朱邦復通信五年後第一次見面。前些日子，他告訴我，有一位年輕人寫信給他要和他一起工作。這個年輕人上小學的時候讀了一篇有關朱邦復的文章，立下了這個志願。就是我寫的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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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在成長的過程裡，朋友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滋養。青少年時期，朋友幫助我形成了一個健康的人生觀。出了社會之後，我有許多又是同事又是朋友的伙伴，在工作上相互激盪。當然，我必須還要感謝一些人。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往往拿出一種比我自己對自己還要強烈的信心，還要寬容的支持，來陪我走過風風雨雨。

—-摘自《工作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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