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與我相信的

勇於迎戰，和善守天險與架構防禦工事，應該並行不悖

各位朋友：
之前幾封信，我都是以國策顧問的身分寫的。這封信，我回歸到一個出版業者的立場。
先從一個故事講起。
一九八○與九○年代之交，我開始去中國大陸和同業交流。就在那初識大陸的階段，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
有天我要送一位作者傳真機當禮物，手邊錢不夠，找一位大出版社的總經理幫我解決了問題。他帶我去另一家很大的店頭，用一張支票代我付款，傳真機就帶出來了。可我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地方，就問他：「請問，你給他的支票怎麼沒填金額呢？」
「留給他填啊。」他很輕鬆地回答。
「啊？那他萬一填了很大的金額呢？」我照台灣的習慣，想到交給別人一張空白支票就緊張。
「不會。我們上頭都歸同一個單位管，誰多填什麼金額都沒有用。」他還很得意地再加了一句：「還要加什麼稅啊地很複雜，我填錯了還麻煩，交給他們填省事。」
那台傳真機是送誰的早就忘了，但是「我們上頭都歸同一個單位管」這句話，以及大陸出版業上下游一體主管的印象，可沒有。

兩岸對比

這次政府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受人詬病，原因不外三個層次。
1. 要談哪些產業類別，事前無人知曉，這種黑箱作業，違反民選政府的行政程序正義。
2. 涉及範圍如此之大，影響如此深遠的產業談判，沒有納入國家發展或安全考量的整體架構下思考，而只以一般商業談判視之，並企圖用一句籠統的「利大於弊」就略過對個別產業的影響不談。
3. 忽視兩岸個別產業的特殊不對等性，實際談判策略與技巧遠不如對方。

出版上下游相關產業，正是這種特殊不對性的代表。
如果我們的政府官員多少用心一點的話，不難發現兩岸的出版上下游產業，呈現以下的對比。

台灣：
一，一萬五千家（登記有案的）出版社、七千六百家印刷廠、四十家發行商、八百家書店；全部民營，沒有國營業者，分屬不同行業、不同政府主管單位；經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賺取利潤來生存發展；
二，絕大部份都是小型業者，除去港資集團等特殊情況的例外，上下游這麼多公司最常見的資本額在幾百到幾千萬台幣。
中國大陸：
一，五百八十五家出版社全都是國營，均為新聞出版總署及更上級的中宣部所主管；並且在「造大船、出大海」的政策下，集結為三家國家級出版集團、二十七家省級出版集團；每個集團都同時經營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四個行業，擁有豐沛的政策支援和資源；
二，資產規模都極為鉅大；光省級出版集團裡，江蘇鳳凰出版集團的總資產就是兩百億人民幣。
這次政府在《兩岸服貿協議》中，一次開放了印刷、圖書發行、圖書零售，是一口氣打開了出版上下游產業鏈的三個環節。再加上在台灣做出版，既不需要出版社登記，又沒有書號控制，是人人可為之事，所以許多官員還一直在說這次並沒有開放出版業，是沒有意義的囈語。

信心、警覺，與準備

《兩岸服貿協議》產生軒然大波之後，我看到台灣可貴的現象是：儘管兩岸在許多地方對比懸殊，但是許多業者，尤其是一些沒有大集團庇護的小型業者，毫無懼戰之心。很多人儘管也對大陸鉅型出版集團一旦以分身進來而有憂慮，但還是相信以台灣自由、開放環境下所培育的創意動力，自然另有生存和競爭之道。
我當然也相信如此。
多年前，我接受一次採訪時說過這麼一段話：自由與開放的思想和社會環境，是創作和出版的最重要土壤。台灣與大陸相比，最引以為傲也有信心的就是這塊土壤。只要大陸在自由與開放的思想和社會環境上還落後，我們就該自信於自己一定處於領先的局面。如果有一天他們的自由與開放領先我們了，那我們更該歡欣，因為那時我們就可以參與那個廣大市場的開發了。
但是，我也相信：有信心與勇氣迎戰外敵，和有警覺於不要門戶洞開、天險盡撤，應該是並行不悖。應守之險不守，應架的防禦工事不架，卻只強調自己有接戰的勇氣和能力，智者所不取。
多算者勝，是任何競爭都不變的真理。我們一方面思考如何迎戰，一方面為什麼不趁機多檢視一下自己的環境，思考一下還有哪些補強、應變的工事要做？
譬如：

當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由於兩岸出版相關產業的背景差異如此懸殊，是和我們面對任何西方國家，甚至韓國、日本等國家的競爭都不同的問題。
何況，政府在這次《兩岸服貿協議》中，根本沒有為我們爭取到對岸比較相對等的開放。

我們應該思考和討論的事情
我曾經聽韓國出版同業感嘆：根據他們的研究，真正要成為一個出版大國，必須有六千萬人口的國內市場腹地來支持。而南韓只有五千萬人。
不論這個說法有什麼根據，我們都知道：台灣只有二千三百萬人的市場腹地，是狹窄的。
最近我看到電子業、旅遊業等其他行業的代表性人物，或是參與過WTO 談判的官員等，都主張「不開放是死路一條」，或者「開放才會加強我們的競爭力」。

出版業固然有和其他行業相通之處，但也有特殊之處。台灣的電腦、手機、電視，或者腳踏車、網球拍、耶誕燈飾，這些產品都可以走出兩千三百萬人口的侷限，迎向全球六十億人口的市場。但我們出版的書刊不同。書刊的使用者，必須使用同樣的語言。所以我們出版的絕大部份的書刊要走出台灣，擴展市場腹地，只能西進，以大陸十三億人口市場或其中的某一部份為目標。但是如果大陸市場根本沒有開放，我們（就算）加強了的競爭力要用到哪裡？
這次政府在《兩岸服貿協議》中，到底為我們出版上下游業者爭取到什麼相對等的開放？他們的說法，到底是否屬實？

譬如：

不論產業、企業，要加強競爭力，都應該有機會出去，去別的市場攻城掠地，大展身手。台灣當年經濟起飛，政府有各種獎勵、補助條例鼓勵各行各業的業者提著零零七公事包，去世界各地開闢市場。然而，對絕大部份只能以中國大陸市場為出口的台灣出版業者，過去在國共武力對抗的年代無法去開拓，是自然的；在李登輝「戒急用忍」和民進黨執政鎖國的時代無緣去張望，是要忍受的；但為什麼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大開兩岸三通，進行各行各業的交流時，仍舊全然沒法為我們開拓新的市場可能？

我不只一次建議過政府高層：政府如果要真正積極為台灣的出版業和對岸談判，必須把出版的上下游綑綁在一起，「團結力量大」地和對方談判（雖然這個「大」和人家比起來仍然是「小」）。甚至，今年四月，包括王榮文、殷允芃、我，還有其他一些出版同業和文化部談到如何面對大陸市場時，當天大家的結論也是：如果出版業上下游各自去談，對方根本沒有理會我們的必要，只有把出版上下游，以及相關環節綑綁起來，以一個大集團的樣貌來試試，才有個起碼的立足點。所以我很訝異也遺憾的是，文化部後來不但沒有往這個方向努力，最後還接受了經濟部的說帖，在台灣本土就把印刷業切割出來開放給對岸。

我相信的
我相信：在一個民主社會，公民要監督政府做應做的事，也要自己準備好自己要走的路。
我自己一直在努力思考的是：身為一個台灣出版業者，除了西進大陸市場之外，如何從其他地方開拓那個「六千萬人口」的市場。
於是我決定進行一項越界的挑戰。我要從一個台灣的傳統出版業者，轉型為一個國際舞台上的數位出版業者。我相信，這如果成功，不但會給我自己的事業開啟一個新的世界，也可以給台灣許多其他中小型業者有所參考。
只是踏上這個路途之後，實在太遙遠也艱辛了。
為了思考數位出版的本質和特點，我花了十三年時間。
為了實際體驗市場的最前沿，我從去年四月隻身去紐約居住，進入漫無邊際的黑暗去摸索，甚至有一天騎著駛酷達被計程車撞翻。不過事情逐漸有所開展。
近四年來，我們開發的一個數位學習產品，今年起連續拿了國際知名的iF設計大獎、美國有四十六年歴史的教育界AEP 大奬，以及十月份才會正式公布的紅點 Red Dot 大獎。（其他入選決選的獎項還不在內。）
四月底，我找到了思考十三年的問題的答案。
為了找一名可以在行銷上運籌帷幄的大將，我們尋覓經年，也終於找到了願意從跨國公司的高階主管跳槽來共襄盛舉的總經理。雖然前途挑戰仍多，但我們有了嶄新的起點。
我應該集中更多心力於紐約事業的開展。
只是對一個十八歲從韓國隻身來台，之後人生的一切成長和發展都受益於台灣出版業的人來說，這裡是他所有感激與信心的根源。在一個大變動的時刻，我不能不說出我看到的和我相信的事情。

七月十四日的公聽會
就《兩岸服貿協議》和出版業上下游有關的議題，我自己所有要說的話都說了。
接下來，歡迎您來參加七月十四日（星期天）在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的四場公聽會，大家共同討論相關的議題。
這本來是政府要啟動諸如《兩岸服貿協議》如此重大的談判時，理應事前召開對相關產業影響的公聽會。但政府這次沒做，因而只好由民間接手，在事後補做政府應做而沒做的事情，再轉交給政府。

聽說那天因為颱風尾帶來的雨水可能很多，但還是希望您能來。
沒有您的參與，這個討論會缺乏意義。
祝大家順利

郝明義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日

附件：
七月十四日（周日）出版上下游產業公聽會
（原訂於七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兩天舉行。但因蘇力颱風的因素，將議程濃縮於七月十四日一天舉辦四場）
最新訊息請注意
www.SaveTaiwanReading.com
上午九點半至十點四十五分：印刷業
上午十一點至十二點十五分：發行及零售業
下午一點半至兩點四十五分：出版及雜誌業
下午三點至四點十五分：綜合及政府談判程序與策略
每場公聽會均由各相關產業公、協、學會等代表出席共同主持。
地點：華山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紅磚區花草雨林館（西5 館）
（北市八德路一段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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