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背景

太陽花學運期間，我自己最緊張的一天是四月一日。

當天白狼號召反反服貿遊行，很多人都擔心萬一有流血衝突、場面失控。而那天的前一個晚上，因為對這件事情的擔心，所以我想到：「為什麼要怕黑暗呢？黑暗來了，光明也該出動啊！」

因此我連夜開始邀請一百個人來創作太陽花的計畫。

第二天中午，我和黃國昌見面，問他情況如何。他很篤定地說沒問題。

當天下午，我和一些廣告、行銷界的高手開會，他們想要對學生提供一些助力。會快要開完的時候，上網一看，才知道現場沒有見紅，倒是紅了來來哥。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因為邀請創作的事情已經啟動，而各方的回應十分熱烈，所以百人創作太陽花的計畫就繼續推展了。

                                  翻攝自「百人太陽花計畫官網」http://www.savetaiwan.net/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我接到徐莉玲電話。她問我知不知道第二天白狼要帶兩千人去立法院的事。我說知道。她就問我該怎麼辦，要做些什麼事。

我們都同意的是：白狼出這個頭，又會有張慶忠效果。一定又給反服貿的運動更加添柴加火。但是我們都擔心學生萬一受傷的後果，真是整個台灣都難以承受的悲劇。徐莉玲說到這裡，在電話那一頭哭了起來。然後她說要再打聽一下情況，就掛了電話。

那天晚上回到家，先忙了些別的事，然後快十一點的時候，我忽然有了找一百個人畫太陽花的想法。黑道要在四月一日下午兩點帶人去立法院，那我們在那之前能不能讓一百朵太陽花先亮起來，然後把更多的太陽花叫起來呢？黑暗來了，光明也該出動啊！

我打電話給徐莉玲，她贊成。朱學恒早在一星期前就說有什麼活動算他一份。然後我問了聶永真的聯絡方式，請他也加入。柯一正當然也同意，只是說當天太晚，要到天亮才能聯絡。

我早就申請好了一個SaveTaiwan.net的域名，一直沒想好做什麼，就沒動。現在有了找一百個人畫太陽花的計畫，就準備連夜趕做。我先睡了幾個小時起來，一查email，好神奇，聶永真的第一幅圖已經傳進來了（後來，我給了他文案，他又設計了logo）。

我本來就打算用Squarespace來做這個網站，算是最傻瓜型的作法，但仍然摸了一陣子，並沒有開始。可是看到聶永真的第一張圖之後，我精神大振，決心不等到天亮才找同事幫忙，先自己動手把網站做出一個輪廓，好讓徐莉玲和柯一正他們去廣邀藝文界朋友。

天亮了。有了各位目前此刻看到的這個網站。只是粗胚。接著大家分頭行動。很多人開始加進來。只是不管怎麼趕，下午兩點前應該還準備不全，加上我們也接到一些消息，對下午的情況比較放心，所以就沒趕在原定的四月一日公布。

可也在這個過程裡，應該是哪位熱心的朋友，把我們原先只開放給邀請對象看的臨時網址公開在F B 上，所以很多人在轉發。我昨天整天在開會，到了晚上才發現，有些猶豫要不要先把臨時網址關掉。

然後，今天早上還沒來得及採取行動的時候，就有朋友告知有電視報導了這個網站。

這下子沒得選擇了。雖然一百個人的作品還沒到齊，我看只能先乾脆開放 SaveTaiwan.net這個網址了。

我們很快會正式開站，公布這個網站要做的事情。在那之前，我們先不把已經放上來的東西隱藏起來，但也不再多加內容了。請大家先保持關注。

關注的同時，你也可以準備。準備創作你自己的太陽花：可以是畫的，可以是攝影，可以用設計，可以雕塑，可以寫一句或一段太陽花的文字。

怎麼畫，怎麼拍，怎麼雕塑，怎麼設計，怎麼寫（手寫、打字）都可以。不論你是否學生，不論你什麼年齡，不論你是否在台北的立法院，不論你是否在台灣—— 都歡迎。

一人可以創作不只一份。

如果有建議我們要找的人選，或其他意見，都請在這裡的部落格上留言告訴我們，或者寄信 info@SaveTaiwan.net。

郝明義 二○一四年四月二日下午一時零九分

 

後續發展

各界對百人創作的熱烈回應，完全出乎我意料。

不只有黃春明、姚瑞中、陳芳明、李敏勇、焦元溥、愛亞等人參與，令我感動的，還有童書插畫界的鄭明進先生等人的熱情加入。

我們決定在四月六日那天辦記者會，公布參與者的作品，為學生打氣。

恰好，四月六日早上有個突破性的發展，因為王金平進立法院議場探視學生，並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之前不審服貿協議。於是，學生開始考慮是否退場。

因而下午百人太陽花創作的記者會上，我對這件新聞的發言有這麼一段重點：

「因為看到這麼多精彩人物的多元回應，所以我說聽到整個社會開始了大合唱。

也因此，我認為他們更重要的是聽到這些合唱的回應，來考慮自己要不要光榮地轉進，讓學生運動也進入這整個大社會運動的大合唱裡。這不是終點，反而只是起點。

但是學生運動畢竟是他們自己的運動，我還是要尊重他們自己的決定。 」

可因為學生考慮退場的新聞太大、太重要，第二天的平面媒體固然都有報導百人太陽花的創作，但是有些媒體的標題下得有誤差，譬如黃春明的一句「把民主棒子交還立院」被大量媒體當作標題，使得他熱心支持學生的本意很容易被誤以為催促學生退場，還有媒體根本就有違事實地下了「藝文界號召創作 籲學生完美退場」這種標題。

看到報導後，有些藝術家來告訴我他們創作的動機被忽視，或被標題扭曲的抱怨。甚至有人要退出。

我身為這個活動的發起人，因而在當晚對各媒體寫了一篇文章，表達我的遺憾，也向媒體做出請託：

「各種反服貿聲音之起點，也是重要的焦點，就是反黑箱作業。這裡政府當然要負責任。但是我也認為，如果有更多媒體，更早也更持續地提醒政府他們在黑箱作業上所犯的錯誤，政府也許可以早點有所收斂，今天的情況也許不至於如此狼狽。

「逝者已矣。衡諸未來，我們社會面對的難題仍然很多。如果說，我們改造自己社會的大合唱正要開始，其中肯定有一塊管樂是屬於媒體的。整個大合唱是否能交響而升，正和媒體的管樂密不可分。

「因為大家對媒體有這麼大的期待，因而在此拜託。 」

〈百人太陽花與媒體──在社會大合唱中給媒體的一封信〉，請看這裡：https://fumao.hackpad.com/caI1H23Qwu9。

寫作背景

反黑箱服貿之戰，一直是時間之戰。

從政府開始就是，連簽約的日期都當作最高機密，始終不公布。

簽約一事被輿論踢爆後，政府就想趕在七月召開的臨時會期裡通過。臨時會期被熬過，他們就想在下一個會期通過。

相反地，我們則是盡一切努力先「不要在這個會期通過」。不過之後又能拖到何時？沒人知道。但起碼就是要先擋下來不過。

一切戰術的目標，都是為了達成能拉長時間，打成持久戰的戰略。

馬王之爭開始，更是個關鍵。

馬英九和王金平的心結當然早就種下了。馬英九想除掉王金平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然而其導火線，我相信很大可能是因為馬英九對服貿協議在立法院的遲遲不過，按捺不住，覺得如果能把王金平除掉，就能搬開大石。

事實上，由於服貿協議實在太過黑箱，馬政府連立法院內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在內，沒有一人知道絲毫消息。

「陸委會事前居然完全沒有和國會溝通，包括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大小黨鞭都沒有接獲任何訊息，直到簽署協議上網公布後，陸委會才將協議送到他們手中。」（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中時》社論「兩岸服貿協議 陸委會閉門造車」）

他們自己同黨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在內，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情，當然會反彈。立法院國民黨書記長賴士葆，有一次找出版業者開會，當場說：行政部門這樣搞，把他們蒙在鼓裡，他們心裡真是X X X。後來賴士葆在交接典禮上更公開而直接地表達了不滿：

「行政部門就在上游拉屎，然後叫他們這個立法委員在底下收屎，還要怪他們擦屎的姿勢不漂亮。」

賴士葆都這麼火大，身為立法院長的王金平可想而知。王金平雖然沒有講得這麼直接，還是可以從新聞中看出端倪。八月底，王金平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行政部門的專擅很要不得」。

因此，配合著馬總統頻頻講話，接受電視專訪，又安排和蘇貞昌的電視辯論，一連串的攻勢之後，接著爆發對王金平趕盡殺絕，毫無緩衝時間，也完全不留情面，我相信是因為馬英九急於推動服貿協議，逮到一個自認為絕佳的機會和理由，就不留任何餘地。馬總統若能把王金平拔掉，自然就可以擺平立法院內所有不滿服貿黑箱作業的立法委員。那是殺一猴而儆眾雞。

我和黃國昌討論了我們的立場。我們都同意，如果關說屬實的話，王金平和柯建銘兩個人都該下台。但我們都看出：如果王金平下台，馬英九一定會立即直接把手伸進立法院，押著沒人敢再吭聲的國民黨立委把服貿協議通過。

我們都不認識王金平。王金平人在國外，新聞上也沒有任何消息。

我問國昌，有沒有什麼可以破解馬英九攻勢的方法。他說有。但是在關說案情不明朗之前，他不會告訴王金平。

我建議他就寫在臉書上，寫了之後，大家一定會大量轉貼。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讓王金平看到，既不違背我們的原則，也可以達到我們不希望馬英九把手伸進立法院的目的了。

國昌同意。在九月十日貼了一文，從法律觀點指出怎麼破解馬英九開除王金平黨籍的方法。

我不知道王金平是否真的因為看了國昌的文章而採取他的法律訴訟策略。但後來王金平走的路子，完全吻合國昌當時在臉書上的分析。

對我而言，在馬王之爭以前，反黑箱服貿主要是戰術面的思考。戰略面只有一點：拉長時間。

馬王之爭開始，並很快以馬英九鎩羽告一段落之後， 我們終於可以看清一個目標：拉長時間，最好能拉到二○一四年的六都選舉。我們相信：經過民意這麼久的沸騰，只要我們能把時間拉長到一年以後，大可以透過選票對國民黨的教訓來翻盤。

有了這麼一個方向和目標，所有中途的計畫和方法就都比較明確。

黃國昌和賴中強認為，立法院那個會期，只要請民進黨守住即可。因為有總質詢又有預算要審，再加上馬王之爭的大氣候改變，這應該不難。

我自己，要把所有論辯的精力保存下來，留待下個會期。

於是，我停止發表任何有關服貿協議的文章。

停止了半年之久。

那年年底，紐約酷寒，大雪不停。

台北傳來一個邀請，要我接受採訪，談一下反服貿。我說人在紐約，回不去，我自己錄一段影好了。

於是我請同事幫我用手機拍，自己再加拍一些，配上旁白，剪輯成這一則〈今天紐約下雪了〉。

 

今天紐約下雪了，開車上班要格外小心。

很多人問我：你都快六十歲了，幹嘛要這麼辛苦地到紐約去打天下。

夢想和現實的理由都有。我就是想看一下在數位時代裡，一個台灣的出版業者有沒有可能轉型，開拓全球市場。

我想，企業經營要設定一個方向去挑戰，國家更是。

正因為環境惡劣，所以政府接受人民的付託，更要冷靜、前瞻，充滿勇氣地開創新局，而不是沒有方向、沒有策略，只想貪小便宜，走些看起來容易、事實上充滿陷阱十分危險的路子。

我從來都不反對和中國大陸來往和合作，但是絕不能接受像現在我們政府這樣，一心求助於中國大陸來刺激自己救不起來的經濟，不惜引兵入關，毫不顧慮對我們國家、社會的危害，對台灣本土許多產業帶來毀滅性的衝擊。

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可是我們的政府怎麼會黑箱作業，簽下一個充滿各種不對等的服貿協議？

怎麼從來都不面對人民的疑慮，坦誠地檢討這個協議的致命危機？

為什麼要堅決主張這個協議任何條文都不能修改？

過去這幾年，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早已證明他們的無能與短視。

他們以頻繁的道歉為能事，其實根本不知道道歉的真正意思是什麼。

他們不知道要把台灣帶往什麼方向，卻又跟我們保證羊入虎口沒有問題。

我們能任憑這些人來毀滅台灣嗎？當然不能。

我們要清楚地告訴他們：台灣再辛苦，有自己的路可以走。你們哪，你們這些無能的政客，就別想唬弄我們了！就別想出賣我們了！

我們一定要打破他們的妄想！

我們已經走了這麼長的路，我們會成功的！

 

後續發展

後來這段影片和其他人的發言合併，剪成一個短片，在YouTube上可以看得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jbR_yIWFo。

有人說背景音樂很好聽，問我是誰的。

那是劉索拉的〈酒狂〉。演奏者是巫娜。我在北京的時候，曾經跟巫娜學了幾天古琴。謝謝索拉同意讓我使用。

龍應台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以及政府造成服貿協議風暴的根源

1

　　龍應台部長最近的發言，需要一談。
　　我在六月十六日寫信給馬總統，提醒他這次把印刷業放進＜兩岸服貿協議＞的問題而未獲回應之後，又問了龍應台她是否事先知情。龍應台要我去文化部開會，抱怨經濟部臨時通知她印刷業要放進服貿協議，她不同意可是攔都攔不了。當時，政府把簽協議的時間保密到家，我在十九日見龍應台的時候才得知是二十一日要簽，因而連夜趕寫了＜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一文。

　　因為相信龍應台對出版相關事務會重視，所以不只是我，其後許多同業都樂於和她配合，提供她情勢分析。龍應台開過一次閉門會，我那天不及出席，但事後她也告訴我現場許多出版同業所陳述情況的嚴重性，出乎她意料之外。
　　七月十五日出版業上下游開公聽會，龍應台不來，但前一晚打電話給我，提醒我需要預警另一件政府部門之間可能因溝通不良而產生的問題。我同意。公聽會之後，龍應台要我和遠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私下再去找她討論，我們也一起去，再把重點說了一遍。以我們如此緊密的溝通而言，我相信在所有部會首長裡，龍應台最能直接聽到來自民間真實的情況與需要。

　　之後，龍應台去休假。她七月底回來，在接著的立法院公聽會，以及上周接受媒體採訪所說的話，很令人意外。

　　龍應台在八月一日說：「這次《服貿協議》並未開放出版業，因此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來談出版業的政策，但文化部一直有針對出版業的通盤政策，包括如何與對岸合作等，也將持續和出版業作深入溝通，但應在適當的時候來談。」（旺報．李怡芸＜龍應台強調 服貿不涉出版＞）

　　然後，八月九日她接受媒體專訪說：「人民關心公共議題、關心政府施政，不斷給政府專業的壓力，是一定要的。現在的重點是『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聯合報．周美惠＜龍應台：讓公共議題回歸專業＞）

　　龍應台這些發言，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這次服貿協議引起軒然大波之後，政府官員的言行引人詬病處固多，其中尤其嚴重的是「答錄機辯護法」。
　　譬如，你問他們，怎麼沒為印刷業爭取到對岸開放書刊准印證，只是在他們原本就允許的商業印刷上原地踏步？他們就回答：「我們爭取到很大的商業印刷商機。」
　　你跟他說，開放陸資進入印刷業，只限制他們持股不超過50%沒有實際的作用，他們就回答：「我們只讓他們投資，不讓他們新成立公司。」

　　他們不針對你提出的問題回應，而只是用他們設定好的說法來回答，所以稱之為「答錄機」。其中，「我們這次沒有開放出版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你不論和他們說多少遍，這次把出版產業上下游切割開來談判，雖然表面上沒涉及出版，但是因為把印刷、發行與零售等環節都不對等地開放給對岸，所以會對台灣的出版業造成連帶重大影響，他們都回答：「請放心，我們這次沒有開放出版業。」
　　因此，我們出版業決定做一件原本政府該做而沒做的事。
　　在民主社會裡，政府要啟動諸如＜兩岸服貿協議＞如此重大的談判，理應就相關受影響的產業舉行公聽會，進行衝擊評估，並聽取建言。但政府這次沒做，只好由民間接手，十四家出版上下游公、協、學會，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出面，自己募款、召集人手，進行了一個月調查採訪，開了四場公聽會，整理出一份民間的產業影響評估及建議報告，提交給包括文化部在內的政府部門和立法委員。（報告的PDF文件可至http://savetaiwanreading.com/?p=121 下載。）

　　現在，經過這麼多同業熱心地願意參加她的閉門會議，為她補課、提供背景說明、影響分析，她也收到一份來自民間的產業生態報告之後，龍應台卻仍然還是說這次服貿不涉出版，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談出版政策，還反問民間「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說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有幾個不好的影響。

　　其一，這次政府造成的服貿協議風暴，除去誅心之論不談，最根源的問題在於官員的傲慢。是傲慢，使得許多高官以為他們在某些領域的專業經驗與判斷，可以推演於任何產業。也是傲慢，使得政府事前覺得不但不需要和產業溝通，甚至連在野黨立委、執政黨立委，甚至執政黨立法院長都不需要溝通。也還是傲慢，使得政府事後不肯正視民間提出的質疑，始終不肯承認這個服貿協議會給台灣帶來任何負面的衝擊，一直自說自話，因而使得風暴越演越烈。
　　龍應台最近這些談話，不但浪費了原本可以借她而讓其他政府官員反省這種傲慢的機會，她自己也流露了這種傲慢。
　　她說這次服貿沒有開放出版，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官員在使用「答錄機」回覆民間的聲音。她說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來談出版業的政策，要談應在適當的時候來談，根本沒有顧及產業對服貿協議的緊迫焦慮，而只透露當官的權威心態。至於反問民間「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說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更令人啼笑皆非。起碼就出版上下游產業這次碰上的問題，根本就是政府部門的不專業和草率行事所導致。大家熱心幫她補課、說明情況，是為什麼？民間幫政府準備他們該做而沒做的產業評估報告，是為什麼？到底是誰該有專業的壓力？

　　其二，服貿協議涉及議題的層面很多，很複雜，取捨也很不容易決定，任誰去談，都是巨大的挑戰。但是在民主社會裡，政府不能因為議題的複雜及艱巨，就違反民主程序，黑箱處理，連國會都矇在鼓裡。
在內閣部會首長中，照龍應台應有的知識份子性格與原則，本來最應該明白政府這次黑箱作業事屬違反民主程序的根本問題，但是她卻選擇加入另外一些人的陣營，不只一次把這種黑箱作業說成談判過程的技術性問題，而為她的上司或同僚製造模糊焦點的理由。孰不知，越是迴避根本性的問題，越無法平息根本的民怨。

　　其三，黑箱作業引起爭議之後，政府總要正視自己造成問題的根由，開始和民間展開理性的辯論或對話，尋求解決之道，不能總想以「利大於弊」一句話加句號就結束。你越想用「利大於弊」一句話就叫別人閉嘴，別人也越會用「弊大於利」一句話就抹煞你，造成無解的對立。
　　出版業上下游歴經一個多月討論，所得出的產業生態影響評估和建言送給政府之後，原本最有基礎可以由文化部帶頭做個和民間理性討論的示範，讓政府其他部門與民間其他產業參考，大家逐一審視服貿協議對各個產業、社會和國安的衝擊和影響，然後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歸納出我們社會對一個新的服貿協議的版本有什麼需求。
　　現在連文化部都不和做了很多準備的民間進行這種理性討論和溝通，對其他政府部會，以及接下來立法院審查所做的示範，可想而知。

　　最後，附帶一提，民主政治裡，政務官遇到對上級決策或團隊作業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不外上中下三策。上策：堅持立場，反應民情，努力改變政策走向。中策：掛冠求去。下策：忍氣吞聲，在自己無能改變的政策走向裡多少化解一些衝突與問題。我建議龍應台既然在枱面下不滿這次政府部門之間的隔閡捍格所造成的問題，強調自己的原則和節操與其他官僚不同，那就不要在枱面上又為黑箱作業如此美化辯解，繼續用制式答錄機來官腔官調，貽誤解決問題的時機。
　　否則，不知算是政務官的哪一策，也是不好的示範。

本文紙本刊登於《今周刊》(869期，8/15)

寫作背景

服貿協議在簽訂之前，我們政府真的當成絕對機密。立法院裡，事前民進黨沒有任何委員知道任何內容不說，國民黨也是。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上海簽了之後，才第一次公布所有內容。後來看新聞，連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說他事先一無所悉。我確認自己從一開始用「黑箱」來形容，一點也沒有過分。

協議內容公布之後，我趕快去下載。接下來正好是周末，我就把協議的附件仔細閱讀。我先研究和印刷、出版業直接、間接相關的部分，再挑一些我覺得重要或吸引我的行業讀，最後再從頭仔細一條條檢查一遍。

當然，我對自己行業的部分，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原以為服貿協議只開放印刷業，所以對出版業的影響是連帶的，但是看了協議內容之後，發現整個協議本身雖然沒有提到出版，但是因為「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的不對等開放，將對書刊的發行和零售產生直接衝擊。

我寫前兩篇文章的時候，都是提醒政府不要以為只開放印刷業是影響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四個環節的四分之一而已。看了協議內容，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把四分之三都不對等開放了。而所謂印刷並沒有開放，則根本是空話。

於是我連續寫了兩篇文章〈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看到的與我相信的〉，想傳達的訊息就是：我們完全不能倚靠政府了。「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就自己來救！」

在這同時，服貿協議的新聞引爆後，雖然民間立刻就出現了眾多反對的聲音和動作，但是政府並沒有退讓的意思。

不過，也因為這個黑箱實在黑得太徹底，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院長，事先也無一人稍窺任何內容，所以連國民黨立委也有了強烈反彈。而服貿協議雖然於六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簽了，但是連國民黨立委都反彈的結果是： 雖然國民黨立委佔了立院多數，但是並沒有同意讓行政院「備查」即可實施，甚至也沒有同意讓此案可以「包裹表決」。最後，朝野兩黨協商結果是：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實質審查。

我看到這個新聞，大感鼓舞。就到處打聽「逐條實質審查」的意思。

有個朋友回了我簡訊，告訴我去問的人，然而仍然肯定地說：「在七月無論包裹表決或逐項都會過關！」

可是我仍然很興奮。只要不是立即生效就好！我就趕快把握這一個月時間來努力！

所以我在發表第三篇文章的前一個周末，也同時思考如何讓更多的出版同業來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然後歸納一些行業的共識，向政府發聲、施壓。

就在此時，我收到了李金蓮來的電郵。李金蓮是前《中國時報》的〈開卷〉版主編，對閱讀、出版的用心、用情之深，眾所皆知。我和她雖然曾經同時在《中國時報》集團裡工作過，但可以說並沒有私交。只有每年〈開卷〉的好書獎頒獎典禮上，會和她見一次，講幾句話。

金蓮給我的信很簡短，她看過我的文章，說如果有需要她幫忙的地方，告訴她一聲。

她的信很溫暖，並且讓我馬上聯想到還應該找徐開塵。開塵是過去《民生報》跑文化、出版線的資深記者。談起閱讀和書，也是熱情洋溢。我在時報的時候，和她是點頭之交，離開時報之後，則成為朋友。如果有這兩位同是和出版產業往來過二十年以上，對出版產業各方門路和人脈都了解的人合作，這件事情才有成的可能。

我毫不客氣地就回了金蓮信，說我想要開始和出版同業聯絡，需要她的協助。再找了開塵。開塵當然也是二話沒說，就加入了。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先和出版業上下游的同業公會、協會等組織聯絡，先和他們取得共識。我先寫了一份聲明的草稿，大家再分頭聯絡。有人對聲明裡有要補充、調整的意見，就再修改。

到今天回頭看那段日子的電郵，大家彼此交換又有某一個單位同意加入的訊息中的興奮之情，還是躍然紙上。

我們在六月二十六日辦了記者會，公布了〈我們的共同聲明〉以及第一波的連署人。

其中有一位黃義盛先生要特別提一下。我們剛開始聯絡的時候，黃先生是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的理事長。但因為正好在新舊任理事長換屆，所以黃義盛一面介紹新任理事長葉振璧給我們認識，另一方面也不吝提供他的種種專業知識和經驗。

我知道服貿協議包括了台灣的印刷業的時候，雖然也立即就能知道其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到真正逐條檢查服貿協議的內容，要更深入地了解台灣印刷業的困境，可能遭遇的危險，以及這次協議的不對等細節，黃先生指點了很多眉角。

六月二十六日記者會後，出席的各個單位的代表共同開了個閉門會議。會中決議推派我負責組一個工作小組，在七月底之前做兩件事情：一，針對業界進行比較大面積的調查採訪；二，舉辦公聽會，由民間接手補做政府應該在事前做而沒做的事情，並在七月底前完成綜合報告，送交給政府。

從印刷及出版業最先跳出來發聲反黑箱服貿之後，許多行業紛紛發聲，話題性比較高的除了旅遊業、美容美髮業、中藥批發業等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行業。

我想：政府黑箱行事，事前不辦產業的公聽會，而出版業既然是處理知識，分享知識的行業，那我們現在民間自己辦公聽會，一定要廣開言路。這樣得出來的結論，才能一方面可以對政府發聲，交給民意代表使用，另一方面也給其他產業、行業當參考。各行各業都行動起來，政府想只是重複地說「利大於弊」也就不管用了。

我和李金蓮與徐開塵在規劃工作的時候，認為還需要有一位對中國大陸的出版市場比較了解的人參與。於是我們又找了孫祥芸。祥芸曾經被天下遠見集團長期派駐過上海，在那裡處理雜誌相關的業務。她也是立馬決定拔刀相助。

我也找到了贊助者，除了一位不具名人士和台北書展基金會捐款之外，王榮文也捐助了華山一個場地做公聽會之用。

因此，我們把公聽會訂為四場：除了針對產業的三場分別是印刷業、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出版與雜誌業，再加一場綜合及政府談判程序與策略。

公聽會之前，我們先分三個小組，再邀請其他曾經跑過出版、文化出版業的記者，或者在行業裡工作過的人加入，各做三個星期左右的業界調查採訪。李金蓮是印刷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蘇惠昭；孫祥芸是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諶淑婷、彭蕙仙；徐開塵是出版與雜誌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陳淑貞、李令儀。

她們設計了調查、採訪的問卷，並且利用她們多年在業界的人脈，打聽出對服貿協議的贊成與反對方人物，並且邀請大家接受採訪，並參加公聽會。調查採訪不預設任何立場或結論，被採訪者可以選擇具名與否，以便可以暢所欲言。

解嚴之後，台灣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多樣的出版和閱讀專業刊物、媒體版面。這些人都在那段時間大展身手。但可惜近十年來這些刊物和版面都逐漸消失不見，她們也都離開原來自己熱愛的工作領域。我十分榮幸能在二○一三年一個突如其來的震撼中，有機會和她們一起工作了一個月。沒有她們的加入，這件事情不可能完成。

調查採訪完成後，七月十四日舉行了四場公聽會。然後我們趕在七月二十六日完成了《「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影響——調查採訪與公聽會報告》。這份報告可以到這裡下載：http://savetaiwanreading.com。

 

2013年7月14日公聽會現場。（編輯部攝影）

 

 

後續發展

報告的最開頭，以及結語的最後，都有謝詞，感謝所有不分立場接受調查採訪，並參加公聽會的人。

的確，參加的人都各陳己見，不論反對服貿協議的還是贊成的，不論在公聽會現場還是不具名接受採訪，大家都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以及理由。這種態度，是我最為台灣出版業引以為傲的。

報告的紙本印了兩百份，出爐後，我們立即送給政府部會首長，以及全體立法委員每人一份。也有人來索取，所以就全部贈送完畢。

比較可惜的是，之後其他行業並沒有再像出版業這樣做。而我曾經想過是否可能支援一些行業來進行，但也發現實在力有未逮。

對我來說，看到公聽會凝聚了那麼多人氣，是最高興的事。

許多意想不到的人站出來慷慨發言，指出服貿協議的問題，提出許多我之前沒注意到的角度，受益匪淺。

尤其，書林的蘇正隆先生，在公聽會之前發了封電郵給我，要我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一篇談雙邊貿易協議的文章。那篇文章真是提供了我們豐富的學理根據。我在公聽會裡介紹了他的論點，其中「商業利益不能凌駕國家利益之上」這一句真是醍醐灌頂，日後也被廣為引用。

公聽會之前，有人問我把服貿協議擋下來是否有希望？我都說有。有多大的希望？我都說百分之二十。

公聽會最後一場結束後，有人在現場再問這個問題。我說：百分之五十。

我真的士氣大振，相信可以一戰。雖然有人說我太樂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