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把工作概念帶進我生命的，是我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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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山東人。一九二○年代，他十來歲的時候，就出外謀生，一九四九年之後，定居韓國。
和大部份韓國華僑不同的是，他沒有做餐廳生意。早年他在上海商行裡當學徒，所以在韓國做的也是貿易，韓戰之後尤其做得意氣風發。

我在家裡最早看到的照片，都是他來往香港、日本等地，風流倜儻地在飛機和吉普車上留的影。我最早接觸的玩具之一，就是他收集的各式各類派克名筆。
也因此，多年後我走在路上，還是可以聽到街坊鄰居的韓國人指指點點地叫我「那個富翁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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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指指點點，是因為感嘆那個富翁在他這個患了小兒痲痹的兒子身上花了多少金錢。「你知道嗎？你爸爸就算用黃金來打造你，也高過你的個子啦。」這種話，我一路聽大。
他們更感嘆，這個富翁後來就那樣一下子垮掉了。
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我兩、三歲的時候，一位遠房親戚為我遍尋名醫而顯了不少本事，我父親因而賞識他，並經由他的引介認識了一些人，決定在釜山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段，投資興建一家觀光飯店（釜山是韓國第二大城，相當於台灣的高雄市）。

飯店建到七樓還是八樓的時候，我父親發現自己中了圈套。這是個什麼樣的圈套，他從沒有說過。道聽塗說，就是投資出去的錢被席捲，幾個該負責的人都失蹤，飯店建不下去，他只能變賣所有的財產來善後。
所以，我幼年另一個清晰的記憶，就是在一個陰雨天的下午，從一個四十五度的仰角，看他端著家裡的電話出去。
那一年，他應該是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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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我的父親不再是富翁，也不再是僑領。唯一慶幸的是，保住了自己住的房子。
他寫得一手毛筆字，打得一手好算盤，所以，有段時間，在外地做一些帳房之類駕輕就熟的工作。
因為他經常在外地奔波，所以小時候還有個記憶，就是媽媽帶我到一個可以望得見鐵路的高坡上，看那遠處來去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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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去世後，他回釜山落腳。
在釜山華僑協會裡做一個類似收費員的工作，專門在釜山地區收取華僑商號每個月要繳給協會的會費。
會費的金額很微小，他就這樣每天搭著公車兜來兜去，挨家挨戶地去收那零頭小錢。
而晚上，不時會看到他聚精會神地計算白天的帳目。最後，會聽到他劈哩啪啦地把算盤打個一通，然後說一聲：「嘿，一毛不差！」

就這樣，在我成長的歲月裡，他靠著每個月還不夠他以前一頓應酬的薪水，加上一點分租的房租收入，大致維持了一個略帶拮据的小康家庭。
這段時間，還有一個深刻的記憶就是：儘管這樣一份工作，他卻每天都講究西裝畢挺，襯衫雪白，領帶亮麗。不論晴雨與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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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分，我對他逐漸有了不滿。
有一天，我聽一位同學說他父親如何在垮掉之後再重新致富的故事。這個故事勾起我一個疑惑：為什麼我的父親在五十歲的年紀摔一跤之後，卻就此一蹶不振？五十歲還是壯年嘛。
這個疑惑生根之後，再看他每天為那區區一點點會費東奔西波，晚上還要錙銖必較地打那個算盤，我就開始覺得有點無聊，進而懷疑他當初是以什麼氣魄去做的貿易。

為什麼這個人再也拿不出本事重振雄風？為什麼這個人僅僅為了把一筆筆零頭小錢算得清楚，就心滿意足？為了有人來求他寫一幅字，就滿面春風？
我也受不了他的一些叮嚀。
他操心將來我在社會上怎麼有個立錐之地，不時提醒我要什麼謹慎為人，小心從事等等。

這些話聽煩了之後，我有點氣憤這個父親對自己的兒子如此沒有信心，也更鄙視他那只因自己的一時失足，就要把世事看得如此灰暗的心理。
我們因而大吵過兩次，冷戰過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我就來台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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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親真正有交融，是多年以後的事。
我慶幸自己在種種無知、不孝的作為後，在他晚年又回到了他的身邊。其實，他一直都在等待我，是我自己不肯回去而已。

我們雖然還是分隔兩地，見面時候他的話也越來越少，但是彼此的心意溝通已經無礙。不過，有幾次要他談談當年中的圈套，讓我長點見識，省點經驗，他卻總是微微一笑，什麼也不多說。
他身體一直維持得不差。過世的那一天，則是讀過我給他的一封家書之後，在午睡中長眠的。
享年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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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開始了解他，又是他去世以後多年的事。
那一年我也四十歲了。自己也遭到了工作生涯上一個重大挫折。
起初，我也很沮喪。
有一天，我在家裡的祖先牌位前上了炷香。坐在那裡，突然想起了我父親。想起我曾經為他五十歲遭到一個打擊而沒能東山再起，就鄙視他了那麼長的時間。

我感覺到他好像笑呵呵地就站在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說：「嘿，小子，沒關係，來，給我看看你四十歲碰到一個打擊怎麼應對吧。」
這個世界上會有「慚愧」這兩個字，就是為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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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工作的心境和方法開始有了質變，對他也有了一層層更深的體會。
我體會到他為什麼從不肯再談當年是怎麼中的圈套，怎麼垮的。
我體會到他為什麼有本領白手起家，掙來巨富之後，最後屈身為每家那一丁點的會費而奔波營生，甘之如飴。

我體會到他為什麼從事這樣一份工作，卻每天都講究西裝畢挺，皮鞋雪亮，多年如一日。
一個工作者，不為自己的過失找任何籍口，與解釋。
一個工作者，為最低下的工作也付出自己最高的心力。
一個工作者，不論進退，永遠華麗地昂首前行。
成敗，只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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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對他最終的思念，還是一個兒子對他父親的思念。
有一天，我搭計程車，遇上一位女兒也患了小兒痲痹的司機。他女兒在一九六四年患病，比我晚幾年。
「開始我以為是感冒，就買了退燒藥。後來看她站不起來，敲膝蓋也沒有反應，我想：『完了，是小兒痲痺。』」他說。

我很了解他的心情，可以幫他把話接下去：「她這一輩子以後怎麼辦啊。」可是，他講的下一句話卻是：「我想，這下子我們的經濟狀況要很慘了。」
當時看一場電影只要一塊六毛，他在機械工廠裡工作，一天拿二十多元。他們老闆在三重買一棟三層的樓房，總共也不過四萬元。結果他花了八千元治他女兒，拖了好幾年的債……
他一路說著。
但是從他講，「我想，這下子我們的經濟狀況要很慘了」開始，我腦中想的一直都是我父親。

我父親在我病發的時候，想的一定不是他要花多少錢吧。
當然他很有錢，不在乎這些。但也就因為他太有錢，最後間接因為我的緣故，而把全部家當都賠了進去。
我第一次清楚地體會到：在我扭曲變形的脊椎裡，每一個關節，每一節脊椎，都有他的投資，他的牽念，他的愛。
我真是他黃金打造的兒子。
在車上，我沒有哭出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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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郝英有，字傑民。

—-摘自《工作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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