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為《我的知識之路–約翰．彌爾自傳》寫了一篇導讀，貼在這裡。記得最早讀約翰．彌爾的自傳，有點像是去看一場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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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爾，以嚴復過去譯為「穆勒」的名字，而為我們所熟悉。但是過去從中學教科書上所知道的，僅限於他在十九世紀集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於一身，以及閱讀過他的《論自由》（On Liberty）。

想要讀彌爾的自傳，是因為看了一篇報導艾德勒（Mortimer Adler）求學的文章。艾德勒早年因為想當記者，輟學去報社打工，後來為了改善寫作，去上大學的夜間部課程。這時他讀到了彌爾的自傳。知道彌爾竟然是在五歲就讀了柏拉圖的書之後，艾德勒不但從此為哲學所著迷，也開始了他在大學的正式求學，最後自己在教育領域卓然成家。

我因為想知道彌爾是如何在五歲就讀柏拉圖的著作（後來發現其實是七歲），所以也跟著去讀了他的自傳。一打開書，就如同搭上一列雲霄飛車，又好像置身三維立體電影銀幕之前，五色炫目，神馳心移。

彌爾沒有進過學校，因為他父親「依照自己的意見，力圖使我得到最高等的知識教育」。於是，他三歲學希臘文，七歲讀柏拉圖的前六篇對話。八歲學拉丁文，開始讀西塞羅的演說辭，及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整個童年，他熱中於閱讀及撰寫歷史的練習。其他學習的重點，則是數學。
十二歲起，開始讀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學習經院邏輯。十三歲讀完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課程。

十四歲學會法文。十五歲之後，彌爾則認為在促使他智力的發展方面，寫作重於讀書。

這樣，在他十四歲那年要長期離家的前夕，彌爾的父親在海德公園那個地方，跟他講了一段話：

「等我接交新朋友時，將會發覺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與我年紀仿佛的年輕人普遍懂得的。…..我比別人多懂一點，不是我有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我的命運賦予我不尋常的優越條件：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親，願意承受必要的麻煩和耗費必要的時間。…..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那就是最大的羞恥了。」

我看著一個童年沒有兒童玩具，兒童讀物也只有《魯濱遜漂流記》、《唐吉訶德》的少年，一路在各種希臘史、羅馬史、歐洲及世界歷史；哲學、邏輯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德摩斯梯尼、西塞羅的演說；李嘉圖與亞當．斯密理論的比較閱讀中走來的過程，終至於他承認自己的學業「開始的時間要比同代人早了二十五年」。

由於這條知識之路的絢麗奪目，所以我覺得有如在觀賞一部不可名狀的電影。也由於電影的情節和效果都太過特殊，所以和一般人，尤其是一個不在西方文化環境之下的東方人的關係不大。

大約在這種心理之下，我第一次讀彌爾的自傳，也就讀到他十四歲要離家之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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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因為一直在思考個人（尤其是沒受過學術訓練的「普通讀者」個人）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識架構，如何進行自己的補充教育，重新拿出彌爾的自傳，並且把全書讀過一遍之後，倒又有了新的體會。

彌爾的知識之路，固然特殊，但是並不是無法學習。如果我們肯拋開三歲學希臘文、八歲學拉丁文這種學習時間上難以複製之處，如果我們可以不為他提到的許多陌生人名與書名所障礙，其實，彌爾以他條理清晰，文筆簡潔的敘述，為我們清楚地描繪出一條可供後人依循的路途。

甚至，我們可以說，正由於他說明得如此清楚，所以這一條特殊的知識之路，其實是任何一個普通讀者都可以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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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閱讀彌爾的知識之路，整理出以下的路標。

<!–[if !supportLists]–>ü <!–[endif]–>出發之前，應該知道，這是一條屬於高等教育的知識之路，的確和一般人的閱讀之路不一樣。然而，「實驗的結果證明，實施這種教育並不困難。」現在開始走這條路，雖然沒法像彌爾那樣比別人提早了二十五年開始知識之路，但可以免於晚同輩人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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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在彌爾的成長過程裡，以寫作《印度史》而有歷史地位的經濟學家父親，詹姆斯．彌爾佔著決定性的因素。也許我們沒有像彌爾的父親這樣一位指導教授，但是就像彌爾當年是被他父親送上這條路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決心把自己送上這條路程。

<!–[if !supportLists]–>ü <!–[endif]–>踏上路程之後，沒有像彌爾父親這樣一位指導教授在旁的不足，可以由彌爾本身這本自傳來彌補。他所受訓練的過程及重點，都寫在這本書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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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書寫，需要語言當工具。閱讀，也需要語言當工具。所以，及早多準備一些語言能力是必須的。彌爾除了母語英文外，會希臘、拉丁、法文、德文。（贅言一句：中文世界的讀者，除了白話文或是現代漢語之外，不應該錯過文言文或是古代漢語。）
彌爾特別強調，學語文就要立即使用，徹底學好。他的父親三歲教他希臘文時，是在紙片上寫注有英文解釋的常用希臘單字表。「至於語法，在幾年之後學會的僅僅是名詞和動詞的字形變化。在讀過一陣單字之後，父親立刻叫我做翻譯。」他用自己的例子來說明，當時英國學校裡只讓小學生用多年光陰只接受一點點希臘文和拉丁文知識，上不上下不下的，反而才是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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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有了語言可以利用之後，知識的基礎工具是歷史。讀歷史要學會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讀；提醒自己作者有一個特殊角度，而不致於受其先入為主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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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對一個追求理性的極致的旅人來說，知識的另一個基礎工具是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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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接下來，要及早明白邏輯的價值。「現代教育中，沒有任何學科比適當運用經院邏輯學更能造就善於把握詞和命題的精確含義，並不被空洞模糊或模稜兩可的詞句所蒙蔽的思想家。還特別適合作為初學哲學學生的研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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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現代教育要求孩子學習的功課盡可能輕鬆和有趣，的確這種努力值得稱贊。但是如果這個原則發展為只要求兒童學習輕快和有趣的東西，那麼必然要犠牲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新制度正在養成一批人，他們將沒有能力做他們不樂意做的事情。」而彌爾說，「如果不要求學生做他不會做的事情，他就永遠不會去做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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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大部份經過訓練而具有許多學識的兒童或少年，他的精神力不但沒有因為有學識而加強，反而受它的連累。他們的腦子裡充塞著單純的事實和他人的意見言辭，把這些東西接受下來，代替自己思想的力量。…..長大後常常只成為學舌的鸚鵡，搬弄學過的東西，除了走別人走過的舊路，不會運用自己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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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父親決不允許我的學習僅僅是記憶的練習。他一定要我透徹理解每一階段所受的教導，而且盡可能在施教前要我先去領悟其內容；凡是能運用自己思考得出的東西，父親從不教我，只有盡我努力還不能解決的問題才給予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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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他力圖（甚至有點過份）喚起我的智力活動，所以一切問題都要我自己去解決，事先不向我解釋，總要在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以後，才對我講解。他不但把這兩門（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精確知識傳授給我，達到當時一般理解的程度，而且要我成為對二者進行獨立思考的思想家。」

<!–[if !supportLists]–>ü <!–[endif]–>居住空間，是很重要的。「對一個人的情操的提高，沒有比宏大而有自由空氣的住所能起更大的作用。」如果居所不能提供這樣的空間，那就應該設法讓自己多置身於這一類公共空間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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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每一條知識之路，都應該有一個標竿，以彌爾來說，「父親一直以蘇格拉底美德作為教誨我的道德典範。這就是正義、克制、誠實、堅忍，有吃苦耐勞的決心，關心公益，根據人的優點評論人，根據物所固有的效益評價物，關於生活則要求努力奮鬦，反對貪圖安逸與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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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不論讀什麼書，一定要徹底懂得，並理解其效用。理解的一個方法是，不斷地書寫。以彌爾十三歲讀完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來說，他父親「每天散步時詳盡地講解一個部份，第二天我交給他筆記的講稿，他讓我一遍一遍地重親改寫，一直到文稿清楚，明確，達到一定程度的完整。」而這樣做出來的筆記，後來甚至可以成為他父親自己寫政治經濟學要義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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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學習之路上，有比自己高出一籌，甚至不只一籌的人相伴，是極有意義的事情。所以要及早親近一些可以啟迪思想的大人物。彌爾有一個思想家的父親在身邊不說，十二歲，有機會訪問休謨；十三歲，能認識李嘉圖，受邀去他家，和他一起散步，邊散步邊討論政治經濟學；十四歲，去法國住薩伊家，見過聖西門；十五，十六歲的時候，約翰．奧斯汀允許他跟他學羅馬法。不但得到有價值的法學入門知識，而且在他的普通教育中也是重要的一個部份。大約與此同時，他得以親炙邊沁。
我們沒有彌爾這種令人稱羨的機遇，但是彌爾的自傳裡介紹了所有這些人的重要著作。讀這些人的著作，仍然是個替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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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先賢與前輩固然重要，同儕的相互惕勵也同樣重要。十九歲到二十歲的時候，彌爾和一些大約同齡的人組織了一個十幾個人的學習班。「每周集會兩個上午，從八點半到十點。逐步讀學科。…我成為一個有創見的獨立思想家，是從這些討論會時候真正開始的。……使我能有已經做到的和將後要做的思維工作的成就，才使我決不把解決一半的難題當作完全解決來看待；使我決不放棄一個難題…..」
而彌爾幸運的是，他除了有這些一時俊彥的同儕之外，那位他在二十五歲認識，交往二十年後才得以結成連理的另一半，更是對他思考與寫作影響深遠的知性伴侶。

<!–[if !supportLists]–>ü <!–[endif]–>這樣走在知識之路上，不應該有任何差別心。彌爾的父親特別注意防範他有自滿的毛病。「他以高度警惕性不使我聽到贊美的話，不讓我和別人作自我誇耀的比較。….我只能聽到對我不滿意的意見，他給我定的比較標準，不是和別人所做到的相比，而是和一個人能夠做到的和應該做到的相比。」所以，彌爾說，「我的心情既不自卑也不驕傲。….我對自己的估價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可以說我根本對自己沒有作過估價。」

<!–[if !supportLists]–>ü <!–[endif]–>一種極致的追求，必定有極致中產生的偏頗。要注意消解。彌爾就曾邁遇一個困境，甚至是險境。
彌爾期許自己做一個世界的改造者，「把這個目標看作個人幸福的所在。我把幸福放在長期和遙遠的事物上，在追求這種事物上總是時時有進步，而這種事物又決不會完全得到，因而我的幸福也不會消失。」
但是，二十歲的時候，有一天他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
「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標完全實現，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變就在這個時候完全實現，你會覺得非常快樂和幸福嗎？一種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託的整個基礎崩潰。」
一度，音樂似乎可以幫他走出這個沒有解答的漩渦，但是極度理性的知識訓練背景，使他一想到音樂不過那幾個音符組成，曲調變化有窮盡，便又十分煩惱。
後來，他是從華茲渥斯的詩那裡，「得到喜悅的源泉，得到同情和想像中快樂的源泉，這種源泉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和人生的鬥爭與缺陷無關。人類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越是改善，這個源泉就越豐富。」這才解開了他的心結。
因而，後來他發現，「分析的習慣對深謀遠慮和洞察力是有利的，但對熱情和德行來說卻永久是根部的蛀蟲；更重要的是，分析的習慣可怕地破壞由聯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悅。」最後他說，「各種能力保持一定平衡，現在在我看來是頭等重要的事情。」
（彌爾自己從來不談，但他是狄更斯的祟拜者，《塊肉餘生錄》的喜愛者，應該與他後來的心境轉換有關。）

<!–[if !supportLists]–>ü <!–[endif]–>永遠謙虛地學習。「我自信勝於大多數世人者，就在於願意和能夠向每一個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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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ü <!–[endif]–>要懂得從書籍以外的生活與工作中學習。彌爾十七歲進東印度公司印度通訊稽核官辦公室工作，做了三十五年。「作為一個純理論作家，我本應獨自思考不必與人商議，…..作為一個主持政治通訊工作的秘書，我所發布的命令和發表的意見一定得使許多與我完全不同的人們滿意。」
在對其他思想家可能深以為苦的工作中，彌爾卻得到了彌足珍貴的心得，知道他要「在實踐中找到辦法，把政策以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深入在習慣上對此沒有準備的人們的心；同時工作使我真正懂得使眾人感動的困難，懂得妥協的必要和犠牲次要以保全大局的藝術。我學會了在不能得到全部時，怎樣得到我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在我的主張不能全部貫徹時，怎樣得到我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在我的主張不能全部貫徹時我能不氣憤，不沮喪；能貫徹一小部份時，我會從中感到喜悅和鼓勵；在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時，我能完全心平氣和地忍受自己的主張全盤被否決。」

<!–[if !supportLists]–>ü <!–[endif]–>一個知識之路上的旅者，又終究要最誠懇地直視自己，以及自己所知，所信仰的。彌爾「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烈批判民主的缺陷。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但是沒有人像他那樣憎恨過度的放任主義。……歸根結底他是一個神祕主義者，但是沒有人比他更無情地揭露教會主義的危險與荒謬。」
如果可以這樣，這樣的知識旅者可以期許自己，「他的許多推想在他去世五十年後仍具有預言的性質，他的預言可以看作既是警告又是鼓勵。」而因為他走過的知識之路，他會「一貫地相信，教育『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補救辦法，如果懂得教育的真正意義的話。』所謂真正的意義就是：使人理解『人類教育的主要部份是他們的日常工作』 。」
最後，他的人生將使得大家知道，「對他的尊敬成為人們自尊的一個要素」。（哈羅德．拉斯基的＜序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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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彌爾經常被人稱之為「天才」，他的自傳也經常有人說是天才之書。但是彌爾決不會承認或同意這一點．因為他的自傳《我的知識之路》告訴我們的，其實只是一條比較特殊，然而只要有心就可以有所依循的學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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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旅程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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