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交香港明報發表於7月13日。明報版本的，有些文字未及調整。這裡是定稿版。）

by 郝明義

唐德剛先生記陸鏗先生的文章裡，說他沒有「生朋友」，第一次見面，就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
我也可以印證這句話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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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我離開時報出版公司，自行創業。
不久，有朋友轉告，說陸鏗先生在誇讚我，講我離開時報很可惜等等。之後，又有兩三位朋友這麼說。

我有些納悶。搜尋記憶，還在時報任內的時候，確實和鏗老見過一面。有天他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來辦公室小聊過一次。也就如此而已，連餐敘都未曾有過。雖然久仰鏗老的大名，但是以一個一直在做出版，和報紙與新聞界隔了一層的人來說，對他的「豐功偉業」認識不足，留下的記憶也不多。

鏗老對這個只見了一面的後生晚輩，卻如何留下什麼印象，要四處誇讚他呢？我很好奇。

和鏗老第二次見面，是在一個書畫展上不期而遇。我看到他，過去為他的諸多鼓勵而道謝。鏗老也沒特別說什麼，只記得他握我的手很緊。

第三次見面，是去參加他的八十壽宴。那天各方高朋雲集，甚至有許多貴賓從海外專程趕來。鏗老神采奕奕地裡外招呼，看到我熱情地歡迎之外，一定要親自帶我去余紀忠先生那一桌（同桌還有林行止伉儷）打招呼，大聲地跟余先生說：「紀忠老大哥，我帶明義來看你了！」

當晚慶壽節目熱鬧，賓主盡歡，只是我另外有約，要提早離開。我去跟鏗老道別，沒想到他堅持離席送我，還要親自推輪椅到樓下。推辭不得。

那天晚上之後，我不再好奇鏗老為什麼要待我如此熱情，也從沒再問過他這個問題。反正他要如此交朋友，我就如此交他這個朋友即是，多言不必。

說這段經過，也是想印證鏗老能和初相識的人，就有二十年交情的神奇魔力。只是我自己魯鈍不堪，要到第三次見面，才後知後覺地有所體會。

所以說，這個印證只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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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老自謂「新聞第一，女人第二」。

我和鏗老交往，是在他人生最後的十年之中，無緣見識他盛年時期快人豪語的意氣風發。但也因為目睹這十年他逐漸衰老的過程，所以對他自況的另一句「無負平生」，更深有感受。

「新聞第一，女人第二，無負平生」，這十二個字濃縮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字：「真」。

「真」是一個我自己也心嚮往之的境界，但是反省起來，這麼多年努力而為，充其量只能在直率與魯莽之間擺盪，就知道鏗老的「真」有多麼難能可貴。

二○○○年左右，鏗老興沖沖地來找我，說他和馬西屏合寫一本《別鬧了，登輝先生》，應該可以暢銷，想交我出版。

我相信這本書可以賣得很好，但因為一向不出版和當前台灣政治人物及議題相關的書，所以看他那麼興奮與好心，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婉卻才得體。沒想到才一開口，鏗老馬上說他明白了。不但明白，他表達的方式又可以讓彼此舒坦，不留尷尬，其中除了人情通達之外，根本還在於他的真誠。

再過兩年，我聽鏗老多次提起在他九十歲之前，想回大陸辦一份報紙的念頭，就問他要不要試試在網路上辦個報。這好像比較容易著手。

鏗老說好。

我問他那報紙要起個什麼名。鏗老說，「就叫《希望報》！」

這樣，我幫他登記了一個網站www.dailywehope.com，也和他討論可以如何進行。後來，這個計劃雖然沒能啟動，但他談起如何動員海內外各種資源，編出一份全球華人的「希望之報」的熱情，則不能忘記。

到了二○○四年，儘管鏗老已經八十四高齡，狀態比前幾年又差了一些，但他又提起想寫一本有關記者之書。於是他努力準備材料，每天早上九點鐘準時來我們辦公室來整理、寫作，寫好之後再一起討論、修潤。這樣，我們後來出版了《大記者三章》。「記者只有一種，要當記者，也只能當一種記者──大記者。」鏗老破題，也是總結的這句話，事實上也只有他能說得出來。

司馬文武為《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寫的序中說，「不論大陸或台灣，都看不到專業記者的典型，記者缺乏職業尊嚴，找不到真正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志的資深記者。尤其是對兩岸的政治，都能保持密切的關心，而且思想仍能趕上時代，頭腦仍然清楚的，看來看去，只有陸鏗。」我很榮幸在鏗老人生的最後階段，有機會見識到一個在自己體力、精神都在日走下坡的限制下，仍然奮力不懈，始終如一的「大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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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四月，鏗老伉儷從舊金山來台北。抵達不久，他摔了一跤，住進醫院。

那一跤摔得不輕。除了撞到頭之外，醫院說有病毒侵入腦膜，所以在醫院裡住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在床上大叫一聲，熱情歡迎。陸夫人崔蓉芝私下跟我說，最近他已經不太認得人了，看到我還能認出來很難得。

那天鏗老精神很好，和我談了很久。還一起拍了好幾張照片。因為接下來兩個星期，我要去大陸出差，所以臨別的時候，鏗老堅持要親自送別，一路送到電梯口。我一方面為他那天精神之好而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心底也有些不安，隱約總有一點不祥之感。因而特別又把他送出來的經過，用手機錄影下來。

我去大陸出差後，打了幾次電話回來問陸夫人情況。她說都很好，要我放心。但是等回到台北再去看鏗老，這次他認不得我了。鏗老正式成為「阿滋海默症」患者。從表面意識的有無而言，上次他堅持送我到醫院電梯口的那段路，的確是和我的一次「訣別」了。

後來幾年，鏗老伉儷回來的時候，我還是會帶家人去和他一聚。一方面總想多見他一面，另一方面看他只能慣性地維持表面上的禮貌，大感不忍。
 
這樣，當六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接到陸夫人的消息，說鏗老於美國時間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七點零五分過世的消息，雖然是個衝擊，但立即的反應，卻是覺得這樣也好，對鏗老是一種解脫。這個連素昧平生的人相見，都可以馬上有二十年交情的人，被侷限到一個有二十年交情都成了素昧平生的肉體禁錮中，潛意識裡，他想必覺得狼狽不堪。現在他終於可以告別這個禁錮，應該是一種輕鬆。

我這種感受持續沒多久。二十四日回到台北，得知二十六日鏗老要在美國舉行告別式並火化的時候，傷感之情又湧了上來。再怎麼說，現在才是他的肉體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今後才是永別。我想再見他最後一面，於是帶了他的兩本書，搭上二十五日飛舊金山的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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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上，看著鏗老的書，我知道自己也至少有一件事情要對鏗老懺悔。

從一九八九年起，我原來每年都至少來美國一趟，參加書展，或是談版權之類的。二○○一年之後，因為對布希總統的中東政策不以為然，我給自己設了一個小小的立場，就是在布希任內，我不去美國。

飛機橫越太平洋的上空，我在聚光燈下讀鏗老的書，他的豪情快語躍然紙上。那個每次見面，總要誇張地雙手自上而下，猛地一撲似地握住你雙手的人，就在眼前。我不由得想到，怎麼沒趁他還健在的時候，突然造訪舊金山，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喜呢？他如果看到我不約而至，忽然出現在他面前，不知道要發出多麼聲震屋瓦的大叫！過去這些念頭不是沒曾有過，但總是因為布希而堅持的那個「立場」而打消。真是哪門子的什麼「立場」。和能夠帶給朋友的驚喜與快樂相比，那點「立場」有什麼價值！朋友在的時候，不設法與他歡聚，到了他走了，才想到要匆匆趕去給他行禮送終，多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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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夾雜著懊惱和凄然的心情中，我到了舊金山。

當晚陸夫人崔蓉芝來看我，並送來兩封她整理遺物時找出來，我和鏗老之間的來往通信，當作紀念。她特別提醒我，他六年前寫的這封信裡，就很準確地說自己到九十歲一定要封筆，而今果然一語成讖。

鏗老那封信，曾經傳真給我過。當晚回房後，重讀一遍原件，然後在十二點左右感到倦意襲來。這個時間入睡，正好可以養足精神參加明早的告別式。

出外旅行，我一向沒有時差或認床等問題。但那天晚上睡到半夜，卻就是醒了。聽到房間裡，出現一些必必剝剝的聲響。開始不以為意，等聲音出現得越來越密，不覺毛然。開燈，才兩點半鐘。那就乾脆繼續看鏗老的書吧。反正我也要為告別式上的致詞再回味一些事情。

我讀了沒一會兒，突然想到，這些聲音會不會是鏗老在表達歡迎之意啊。他那麼熱情的人，知道我來看他，弄出些動靜來表示表示，也不是沒道理啊。這麼一想之後，我的書就一路讀得很順，而屋裡的動靜，也就不怎麼出現了。替而代之的，則是我自己讀到一些段落的哈哈大笑之聲──尤其是看到蕭乾和胡菊人兩位為他的風流帳而給他評語的段落。

我一宿未睡。兩本書也都終於再次翻閱過一遍。

永生是什麼？你能讓別人想得起你，願意想起你，想起你的時候總會覺得溫暖、快樂，就是永生了。

這麼說，鏗老是永生的。

不只如此，他信仰基督，我相信他現在一定在天國了。大家都說天國是一個喜樂但是寧靜的地方。鏗老，則想必會使天國成為一個喜樂，但是也很熱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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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來美國的路上，我還想起近半年來在忙的另一件事情，其實也和鏗老有關。

從今年二月起，我一路在忙《我們的希望地圖》。參加告別式的時候，才想起我們曾經一起籌劃過的《希望報》。

鏗老一生四分之一的時間在牢裡渡過，但他在牢裡能抱著馬桶華爾滋自得其樂，出牢之後能「氣宇軒昂，精神充沛，衣著時新」，不讓牢獄歲月在自己身上留下任何痕跡，真是把「希望」具象化的代表人物。

告別式後，在搭晚班飛機的空檔之間，我去了鏗老家一趟。看看晚年陸夫人照顧他起居的這個環境，我能想到的是，《希望報》當年沒能啟動，現在我會努力做好《我們的希望地圖》，當作給鏗老的一個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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