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簡體字的兩種誤會】
談到簡體字，容易聽到兩種說法。一種把簡體字和共產黨畫上了等號，因此反對簡體字，在台灣比較常聽到這種說法；另一種是說中文的簡體字自古有之，推廣簡體字是歷史的自然進程，在對岸比較常聽到這種說法。
這兩種說法都有不足之處。一方面，把簡體字視為中共的原創，那是誤會；另一方面，說中共在推動的簡體字和自古就有的簡體字使用是一脈相傳，那也沒有把話說清楚。
因此我在《漢字的華麗轉身》這本書裡，寫了一篇文章＜簡體字與正體字之別：回顧歷史的背後＞。摘其重點如下：
1.
《舊約》的＜創世紀＞裡說：「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但是耶和華看到天下人都使用同樣的言語，怕他們合作的事沒有不成就的，所以就下去，變亂了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這個故事把言語的重要講得淋漓盡致。大家使用的言語一致，登天的事情也辦得到；大家使用的言語一亂，彼此就只好分崩離析。
如同《創世紀》的故事，清朝末年的中國，也有許多人看出言語的重要性，為了救亡圖存，所以把語言的改革當作第一大事。
所以，要看近代中國的正體字與簡體字之別是如何發生的，至少要回溯到清末。
2.
當時之所以有人主張救國救民的首要之務是語言和文字的改革，主要因為大家看到民智不開的問題。民智不開，是因為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他們認為病根在於漢字有「三難」：難讀、難認、難寫。
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就不免要為學習漢字思考三件事情的改革：
一，如何統一發音：漢字的發音南腔北調，沒有發音的標準，無法進行現代學校的教育。
二，如何學習發音：中國雖然過去就有教發音的字典，但都是以字注字，也無法滿足現代的教育所需。
三，如何簡便地書寫：中國雖然傳統上就有書法上的簡化字，或是市井生活使用的簡體字，但是零亂也不普及。
因此許多人都希望能進行一些改革，發生像是清末語言學家勞乃宣所說的成果：「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其後，在跨越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從激進到保守，從左派到右派，從國民黨到共產黨主政，各種語言和文字改革主張，都是環繞著這三點展開的。
3.
從中華民國建立，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主政，推動的改革主要呈現在「如何統一發音」和「如何學習發音」上。
民國元年，教育部就定下了統一「國音」，並採行用「注音字母」來學習發音的推動單位和方針。
一開始，「國音」是由民國二年成立的「讀音統一會」進行逐字審音，「每字就古今南北不齊之讀音中，擇取一音，以法定之形式公布之，名曰國音」。
到民國九年，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提出以北京音為國音標準的主張，當年「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請教育部「照此旨修正《國音字典》，即行頒布」。民國十二年，教育部正式採行。
制定「注音字母」的時候，一開始也是聲音很多，有主張仿照日本假名的「偏旁派」，有自定字母的「符號派」，還有採用羅馬字母的各派。最後，決議採行1890年代章太炎所創的「記音字母」，改稱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經過幾次增訂、更動順序，到民國十九年定名為「注音符號」。
改為「符號」而不是「字母」，就是要免除這些「字母」可能替代漢字的可能，確認這些符號只能附著於漢字之旁，「伺候漢字，偎傍漢字」了。
伴隨這個過程，則有政府的教科書改革（包括課文裡生字用注音符號）、配合留聲機等新科技的發音推廣、各種國語傳習所和講習所的推動等等。
4.
近代主張以簡體字來改革漢字書寫的，至少有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在1909年就在《教育雜誌》上寫了篇文章：＜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 。
此後有代表性的，可以看到白話文運動中胡適在主張「不避俗字俗語」之後，又讚美「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錢玄同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 ＞等等，不一而足。
事實上，由於加上各種簡化漢字的理由和方法越來越多，連蔣介石都受到影響，最後同意逐步推行簡體字。到民國二十四年的時候，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324個，同時頒布《推行簡體字辦法》九條。
然而，這個推廣簡體字的辦法在公布之後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大老戴季陶堅決反對，蔣介石不得不讓步，又下令暫緩推行。
只是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六四年公布《簡體字總表》的時候，把國民政府在將近三十年前公布的這324個簡體字大部份都收了進去。像是有人說簡體字把「親不見」成了「亲」、「聖不能聽也不能說」成了「圣」，都是當時就有的。（「门」、「垦」、「罢」、「发」、「杀」、「杂」、「压」、「画」這些字就更不必說。）
總之，主張簡體字改革，並不是共產黨的獨創，也不是最早提出來的。
5.
民國初年的社會，各方企圖透過語言和文字的改革與學習，來進行國家改革的企圖，要比主政者來得更激烈。
要簡化漢字的呼聲還是最溫和的。大家沒有最激進，只有更激進。
以錢玄同為代表性人物的廢除漢字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民國七年，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他認為中國文字「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因此，錢玄同提出了「廢漢文」的主張，並主張未來「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陳獨秀雖然也認為中國文字是「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但認為語言和文字需要分別對待，因此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調整意見。錢玄同接受陳獨秀的意見之後，就一同倡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
民國十二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百花齊放，尤其國語羅馬字運動成為焦點。不但有錢玄同的文章主張漢字的根本改革只有採用羅馬字一途，語言學家黎錦熙、趙元任也都發表國語羅馬字化的相關研究。
國語羅馬字運動的聲勢太大，當年8月，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就決議進行「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五年後，國民政府的大學院更進一步公布國語羅馬字，與當時已流行的注音符號並用。
只是到這個時候，國語羅馬字的原始能量和方向都不一樣了。它和注音符號一樣，都無法替代漢字，而只能附著於漢字了。（五十八年後，民國七十五年，教育部把國語羅馬字改稱為「注音符號第二式」，注音符號因此又稱為「第一式」。像蔡英文總統的 「英」字譯為 Ing，就是因為這國語羅馬字的系統。 ）
6.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語言和文字的改革上，真正原創的主張是提出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如同當時有同出於白話文立場，但是比白話文更強調與民間結合、更直白的「大眾語」，拉丁文新文字也是源自於國語羅馬字，但是更前進一步，根本主張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
中共會主張拉丁化新文字，有多重原因。
第一，蘇維埃革命之後，蘇聯鼓勵各地民族掀起拉丁化的文字改革運動，所以民國十八年正在旅蘇的共產黨員瞿秋白就在莫斯科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
第二，共產黨員開發拉丁化新文字，除了要解決漢字本身「難認、難識、難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階級立場的理由：「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
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主要的不同有二：一，是基本上不做聲調的標示；二，是方便把言語轉化為文字，和一般生活結合。
所以魯迅說：這個方法一出世，「方塊字系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至於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的比較，他則說：「羅馬字拼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
這種拉丁化新文字，先由吳玉章在旅蘇的十萬名華工中進行實驗推廣，然後在民國二十二年傳回中國，在各地成立了許多推廣團體。
兩年後，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發起《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簽名運動，主張：「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最後，這篇文章邀到以蔡元培領銜的六百多名文教界人士簽名，毛澤東親自寫信向蔡元培致意。
然而，接下來抗戰爆發。戰爭改變了許多事情發展的軌迹，也中斷了拉丁化新文字的討論熱潮。
抗戰期間，中共只能在陝甘寧邊區先後推動了兩次拉丁化新文字推廣試驗。1940年，他們頒發了《關於推行新文字的決定》，「規定邊區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將一律一邊印新文字，一邊印漢字﹔凡是寫報告、遞呈子、計賬、打收條、通信等，用新文字跟用漢字法律上有同等效力。」
7.
理論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共產黨全面執政，應該是終於等來了可以把拉丁化新文字向全中國推動的機會。
但中共建政之後，事情有了變化。
1949年8月，當年參與推動拉丁化新文字的吳玉章寫信給毛澤東，請示文字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問題。毛澤東把信交給了郭沫若等人研究，當年十月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次年，吳玉章在這個協會的幹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卻是：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
此後，毛澤東雖然也在不同場合說過一些話，像1951年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5年說「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但是到1958年周恩來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報告會上作《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時，開頭一句「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就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就明確界定了毛澤東真正重視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務。
毛澤東那幾次說還是要走拼音文字的路，漢字簡化只是暫時之計，不論到底是真心還是障眼之說，其後拉丁化新文字畢竟沒再見提上進程了。
8.
有趣的是，在1950年代初期，有一度，簡體字曾經成為海峽兩岸在語言和文字改革上的共同交集。
1949年，當抵制簡體字實行的戴季陶去世，國民政府又撤守台灣之後，蔣介石再度想起如果推動簡體字，可以改善包括士兵教育困難等問題，因此在1953年鼓勵曾任北大校長的羅家倫扮演過在台灣推動簡化漢字的領頭羊，教育部也組織了「簡體字研究委員會」。
羅家倫發表一篇文章〈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他所提的第一個理由就是為了要「保全中國字」，因為「近數十年來有人主張中國文字拉丁化或全部改用拼音文字，這是我認為不可的」。
當時，很多人以為中共建政之後就會實踐他們主張已久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羅家倫應該也是，所以才會提出以簡體字來保全中國字的主張，而蔣介石也同意，所以才會出現這麼奇特的一幕。
只是後來蔣介石再度遭到從學界到立法院的反對，在台灣推動簡體字的方案不得不再次偃旗息鼓。
而接下來由於「漢賊不兩立」的氛圍更加嚴峻，國民黨政府也需要經由正體字國語文教育強調自己的「正統」地位，簡體字與正體字之間也就由「之別」走向「之爭」，在許多人心目中形成水火對立之勢。（詳情請參閱《漢字的華麗轉身》一書中〈羅家倫在台灣功敗垂成的漢字簡化案＞、〈1960年前後的國語文教學與正體漢字文化的確立＞兩篇文章）。
9.
然而，時代畢竟在前進。
在二十一世紀電腦及網路發達的此刻，民智是否開，教育是否普及，早已經和漢字是否有「三難」沒什麼關係了。
兩岸曾經聚焦在正體字、簡體字之別而產生的緊張也不存在了。
以對岸來說，除了1986年停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之外，2011年的第11版《新華字典》其中還增加了1500多個繁體字。
以台灣來說，從2008年開始，中央政府也可以接納漢語拼音，將之當作統一譯音方案來推動。
所以，正體字與簡體字之別，以及之間可以進行什麼樣的討論，對未來可以有什麼樣的想像，也來到了一個嶄新的起點上。
很令人期待。
主張簡體字改革，並不是共產黨的獨創，也不是最早提出來的。
民國二十四年的時候，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就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324個，同時頒布《推行簡體字辦法》九條。
然而，這個推廣簡體字的辦法在公布之後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大老戴季陶堅決反對，蔣介石不得不讓步，又下令暫緩推行。
只是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六四年公布《簡體字總表》的時候，把國民政府在將近三十年前公布的這324個簡體字大部份都收了進去。像是有人說簡體字把「親不見」成了「亲」、「聖不能聽也不能說」成了「圣」，都是當時就有的。（「门」、「垦」、「罢」、「发」、「杀」、「杂」、「压」、「画」這些字就更不必說。）
民國二十四年，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324個字之二。
民國二十四年，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324個字之三。
民國二十四年教育部公布的簡體字推廣辦法在公布之後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大老戴季陶堅決反對，蔣介石不得不讓步，又下令暫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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