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16年出版《大航海時刻》中第三部的＜從1989到 2016＞一文）

到2013年，我暫停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因為那年六月發生了反黑箱服貿的事件。而我是開第一槍的人。

我參與這件事情的過程，都寫在《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之中，這裡不再贅言。

但這裡補充一下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背景。分四個階段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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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階段，大約在2000年之前，包括我主持時報出版及臺灣商務印書館任內，參與得很少。即使有，也是和出版業相關。1989年籌組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是其一。1996年承辦台北國際書展，形成新的書展模式，是其二。

在這個階段，我相信一個企業負責人對社會能盡最好的責任，就是把公司經營好，照顧好股東與同仁的權益和福利，也無暇他顧。

第二個階段，在2000年至2008年。這個階段，我明顯地參與了許多公共事務，主要仍然是出版產業內的，但是和前一階段不同的是，更主動參與而非被動承接。

這和出版產業本身的變化有關。進入2000年之後，我們產業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大量簡體字書進口需要規範、出版業上下游由「把餅做大」的合作而出現「搶大餅」的衝突、台北國際書展進入瓶頸等等議題，同業間不能不共同討論、合作，找出解答。由於我始終相信出版業的本質是共存共榮，因此投入許多心力，參與很多。畢竟，解決了大家的問題，也是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這裡我不能不提一下2003年的香港七一大遊行。那場針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五十萬人遊行，隔海給我很大的震撼。

香港不像台灣，沒有那麼多主導力很強的政黨可以動員支持者，而香港又是一般人對政治如此冷漠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六百萬人口的香港，光憑一些民間團體聯合主辦，就能有十分之一的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成果驚人。那場公民行動又進行得乾淨俐落。五十萬人不但全程高度自制，散場不見垃圾，讓我對公民行動開展了許多想像和信心。

那年年底，我之跳出來開始寫公開信給政府官員，並聯絡同業成立「台北書展基金會」，受香港七一遊行影響很大。

也因為如此，後來我又在2007年因為醫病關係而發起過「u care i care 讓好病人遇上好醫生」行動，2008年總統大選前發起過「我的希望地圖」網路行動。

第三個階段，從2009年到2013年。我接受了馬英九總統的邀請，擔任國策顧問。

如我曾經寫過，我之所以會答應接受邀請，一方面和我的宗教信仰在那個時刻給我的啟發有關，另一方面也因為我覺得自己可以在文化事務和兩岸觀察上有些貢獻。

接受邀請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這一步跨得很大，已經涉入政治。

但是因為畢竟有「國策顧問」這個職稱，所以不論在字面或實質的意義上，我都開始練習把觀察、思考許多事務的角度，拉高到「國策」的層次。

也因為如此，到了2013年6月，當我面對兩岸服貿協議，看到政府在黑箱作業的狀態下，簽下那麼多不合理又不對等的條件，給國家安全、產業、社會都造成巨大的衝擊時，我不能不發聲。

有一次在屏東演講的時候，有一位聽眾問我為什麼要跳出來。

我當然知道，在那個時刻如果我不作聲，我很有機會成為一些事情的受益者。但我之無法保持沉默，除了我對「國策顧問」那個頭銜所感到的榮譽和責任之外，也有一個航海者如何回顧自己母港的心理。

我自己雖然已經決心出航，但是如果揚帆千里，自己的母港卻面目全非，卻不是我的心理能承擔得起的。

因此其後兩年多時間裡，我有意識，也有目的地持續使用「前國策顧問」的身分發言，一方面希望這個頭銜能讓我許多發言有個相襯的立場，另一方面也繼續督促自己去追求一個問題的謎底。

我們的國家到底怎麼了？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該如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