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有生有死, 國家有起有落, 但思想卻會繼續流傳。」 (A man may die, nations may rise and fall, but an idea lives on.)
昨天江啟臣立法委員、尹麗喬博士和我一起談甘迺迪的特別攝影展,江委員說他去年參加美國國會外交行程,造訪達拉斯的第六樓博物館(The Sixth Floor Museum),對甘迺迪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說的這句話。
事實上,《甘迺迪:美國願景》這本書的最後一頁,寫的也正是他這句話。
這句話出自他1963年2月的一場演講,而9個月後他遭到暗殺,這句話也成為他流傳久遠的名句之一。
2.
甘迺迪原來沒有從政的打算,是因為父親一手栽培的哥哥在二戰中陣亡,才放棄了當記者的願望,走上政途。
他本來講話、演講都沒有魅力,從政使得他不得不苦練。幸虧他從小時候就為怪病纏身,常臥病床,養成了熱愛閱讀的習慣,所以不怕沒有底蘊。也因此成為名列美國最會演講的總統之列。
不但如此,甘迺迪的就職演說,名列美國總統最經典的四大演說之一。另三場是傑弗遜進行的首次總統就職演講、林肯的第二次就職演講、小羅斯福的第一次就職演講。
3.
昨天我們的話題談到政治家和政客之別。江啟臣委員說兩者的差別之一,就是政客只想講別人愛聽的話,政治家則敢講出自己真正的信念。而他和尹麗喬博士都同意,政治人物敢講出自己真正信念是很不容易的。
政治人物不敢講出自己真正心底的話、心裡的信念,是可以想像的。因為不同意的人,選票就跑掉了。而這也是不只政治人物的難處,即使是一般上班族,很多時候也為了不得罪人,不敢講出心底的話。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怎麼拉近政治家和政客之間的距離?
我從甘迺迪的例子,體會到有一個最好的工具就是會演講。
雖然自己真正的信念、想法可能不為某些人接受,但是傑出的演講可以做到兩點:至少,讓不同意的人聽起來不覺得那麼刺耳,不致於更討厭你;進一步,可能打動他們,讓他們接受你。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1960年9月競選總統期間的一場演講。
當時甘迺迪有兩個被對手攻擊的弱點。一是年輕沒有經驗;一是他是天主教徒。到當時,美國從沒有天主教徒當上過總統的。
而他在這場題為<駁偏執>(The Refutation of BigoTry
)的演講真的是雄辯。
他先說「我信奉哪種宗教並不 重要──因為這是我個人重要的私事──但是我信奉什麼樣的美國才是重中之重。」而他信奉的美國是「政教絕對分離的美國…….我所信奉的美國,在官方上既不屬於天主教或新教,也不屬於猶太教。」
他一刀兩切,既說明了他當選之後施政上不會有什麼偏愛天主教的立場,也點出了美國人不應該以為只有新教徒才有資格當總統的偏見。
再繼續,他才說,「我所信奉的總統, 其宗教觀點是他個人的私事,他既不會將他的宗教觀點強加於國民,也不會接受國民把宗教作為就職條件強加給他。」
其後,就是他的另一句名言:「我不是天主教的總統候選人。我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不過恰好也是名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務上我不為我的教會代言,我的教會也不會代表我。」
掌握了演講的方法和力量,是使他可以自信地講出他心底的話,而不怕得罪別人的憑籍之一。
5.
同一篇演講,也讓我們看到他的另一個憑籍:除了演講的方法和力量,必須要有深刻的信念。
甘迺迪說了他的施政「絕對不會因為外部的宗教壓力或命令而有所改變」之後,他又說了段這樣的話:「在我任職期間,我的信仰和國家利益之間發生衝突,而我要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那麼我將辭去公職;我希望任何一個有信仰的公職人員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都要這麼做。」
對,即使他強調政教分離,但是如果他當選總統而他的職位要他做的事有違他的宗教信仰的話,他寧可辭去總統的職位也不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
這是多麼堅定的信念。
我相信:是這麼堅定的信念,才促使他必須掌握演講的方法和力量來善加表達。否則,就驚世駭俗了。
「我不打算為這些觀點向批評我的人道歉,無論他們信仰的是天主教還是新教:我也不打算為了贏得這次選舉而否定我的看法或我的信仰。 ……..但是, 如果這次選舉取決於一個前提,那麼四千萬美國人 [ 天主教徒 ] 從他們受洗的那天起就失去了成為總統的機會,那麼這是整個民族的失敗,不管是 在天主教徒還是在非天主教徒的眼中,不管是在歷史的眼中還是在我們自己人民的眼中。」
6.
感謝尹麗喬博士和江啟臣委員昨天出席,在對談中激盪出諸多火花。
還沒有參觀這個攝影展的人,也請把握機會。
到七月二日止,在image3非常圖像空間,臺中國家歌劇院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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