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

如何阻止政府在兩岸文化政策上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地倒退 ？

 

寫作背景

二○一三年六月中旬，我從紐約回到台北。回來第一天，就因為招待美國客人吃壞了肚子，鬧出了腸胃炎。當晚去急診，在醫院裡又被傳染了感冒。

幾件事情一起發作，我過了痛苦又折騰的一個星期。那個周末，我本來該回北京和家人相聚，但是看我的燒還沒退，醫生要我先別出國。

於是我決定留在台北休養一下。

周末陽光很好，我躺在客廳沙發上，貓咪在我腳旁，瀏覽好幾天沒細看的電郵。這時，同事轉來的一個《旺報》的報導跳進眼裡。

如此，我第一次得知台灣即將和大陸簽一個叫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的東西，也知道大陸的印刷業會因為這個協議，而以很不對等的條件進入台灣。以我對出版業相關的了解，以及我多年來對中國大陸出版的認識，再加上那年二月初我和馬英九總統討論的一些議題，使得我馬上對政府為什麼會做這個決策，其背景，以及如此隱蔽的作法，都產生了很大的疑問。

我當天寫了一封信給馬英九總統。副本給行政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希望有個機會討論。接下來幾天，我密切注意相關的新聞，《聯合報》有個報導說這個協議簽訂在即，並且開放陸資來台的政策將有重大轉變，過去的正面表列將從下半年改為負面表列。但是看不出這個協議到底何時要簽，只感到山雨欲來。

總統府沒有回音。沒有任何部會有任何回音。

接下來幾天，我身體逐漸好轉，就直接聯絡了當時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她約我六月十九日那天傍晚去文化部和他們開會，龍應台跟我解釋了他們也是在最後一刻才得知印刷業被包括進服貿協議裡。是政務委員薛琦出面通知這個安排，他們也無能為力。

我問龍應台這個協議是什麼時候簽。

她告訴我：就在後天，六月二十一日。

我吃了一驚，無話可說，就決定離開。我看看龍應台，說：「那只能訴諸輿論了。」

就在那天晚上回家之後，我趕寫了這一篇〈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的初稿。

 

內文

對台灣印刷業影響如此重大的事情，起碼應該公開討論，對印刷業者，對出版相關產業鏈上下游業者舉辦公聽會，聆聽大家的聲音與需要，再調整一些談判底線。但是我們的政府部會沒有給同業任何這種公開討論的機會。這是粗魯。

 

後續發展

我幾乎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先去找一位雜誌界的朋友談了一下。當時還是很懵然，不知道怎麼行動才恰當。

回到公司後，我關在房間裡把全文寫完，想到去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出版、雜誌同業，大家共同具名發表。

我打電話給遠流出版的王榮文先生。近十年來，我因為參與一些出版業的公共活動，而和他有比較密切的來往。王榮文對出版業的了解十分深入，所以只是在電話裡聽我解釋了情況之後，就說算他一份。然後我又找了三位。其中兩位一直沒有回話，另一位則說不宜出面。

我想：如果這篇文章只有出版界兩個人來具名，力量太不足了。但時間如此緊迫，我不可能再另找他人。我又突然想到我有一個「國策顧問」的職銜。那，就我一個人來吧。我打電話給王榮文說明情況，並問他是否認識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王榮文說聽我決定，他都支持，即使只是我個人具名發表，他還是為我站台，陪我一起去立院。他的慷慨，我感謝。

柯建銘也很快就答應了。

那天下午，我們去了立法院，在民進黨立院黨團辦公室召開記者會，發表了這篇文章。寫文章的時候，我原本以為是對岸的人來台灣簽署協議。後來民進黨立委告訴我，才知道是我們的代表團去上海簽。

當天下午，這篇文章也貼在自己的Facebook上。也就在一個晚上，引起了巨大的回響。

第二天，馮光遠、鴻鴻等人也上凱道抗議服貿，成為新聞焦點。

我以為這篇文章多少可以對政府在最後一刻產生些提醒的作用，結果卻完全沒有作用。但這篇文章，成為日後所謂的「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

後來我一直很好奇。如果我不是因為那個星期吃錯了東西，在醫院裡幾乎待了一個禮拜，無法去北京，因而在家瀏覽信件，無意中看到那則服貿協議的新聞，事情又會如何發展？

如果那個周末我去了北京，就算我還是在電郵裡看到那則新聞，很多事情也都難以那麼回應。

人生，總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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