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背景

服貿協議在簽訂之前，我們政府真的當成絕對機密。立法院裡，事前民進黨沒有任何委員知道任何內容不說，國民黨也是。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上海簽了之後，才第一次公布所有內容。後來看新聞，連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說他事先一無所悉。我確認自己從一開始用「黑箱」來形容，一點也沒有過分。

協議內容公布之後，我趕快去下載。接下來正好是周末，我就把協議的附件仔細閱讀。我先研究和印刷、出版業直接、間接相關的部分，再挑一些我覺得重要或吸引我的行業讀，最後再從頭仔細一條條檢查一遍。

當然，我對自己行業的部分，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原以為服貿協議只開放印刷業，所以對出版業的影響是連帶的，但是看了協議內容之後，發現整個協議本身雖然沒有提到出版，但是因為「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的不對等開放，將對書刊的發行和零售產生直接衝擊。

我寫前兩篇文章的時候，都是提醒政府不要以為只開放印刷業是影響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四個環節的四分之一而已。看了協議內容，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把四分之三都不對等開放了。而所謂印刷並沒有開放，則根本是空話。

於是我連續寫了兩篇文章〈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看到的與我相信的〉，想傳達的訊息就是：我們完全不能倚靠政府了。「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就自己來救！」

在這同時，服貿協議的新聞引爆後，雖然民間立刻就出現了眾多反對的聲音和動作，但是政府並沒有退讓的意思。

不過，也因為這個黑箱實在黑得太徹底，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院長，事先也無一人稍窺任何內容，所以連國民黨立委也有了強烈反彈。而服貿協議雖然於六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簽了，但是連國民黨立委都反彈的結果是： 雖然國民黨立委佔了立院多數，但是並沒有同意讓行政院「備查」即可實施，甚至也沒有同意讓此案可以「包裹表決」。最後，朝野兩黨協商結果是：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實質審查。

我看到這個新聞，大感鼓舞。就到處打聽「逐條實質審查」的意思。

有個朋友回了我簡訊，告訴我去問的人，然而仍然肯定地說：「在七月無論包裹表決或逐項都會過關！」

可是我仍然很興奮。只要不是立即生效就好！我就趕快把握這一個月時間來努力！

所以我在發表第三篇文章的前一個周末，也同時思考如何讓更多的出版同業來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然後歸納一些行業的共識，向政府發聲、施壓。

就在此時，我收到了李金蓮來的電郵。李金蓮是前《中國時報》的〈開卷〉版主編，對閱讀、出版的用心、用情之深，眾所皆知。我和她雖然曾經同時在《中國時報》集團裡工作過，但可以說並沒有私交。只有每年〈開卷〉的好書獎頒獎典禮上，會和她見一次，講幾句話。

金蓮給我的信很簡短，她看過我的文章，說如果有需要她幫忙的地方，告訴她一聲。

她的信很溫暖，並且讓我馬上聯想到還應該找徐開塵。開塵是過去《民生報》跑文化、出版線的資深記者。談起閱讀和書，也是熱情洋溢。我在時報的時候，和她是點頭之交，離開時報之後，則成為朋友。如果有這兩位同是和出版產業往來過二十年以上，對出版產業各方門路和人脈都了解的人合作，這件事情才有成的可能。

我毫不客氣地就回了金蓮信，說我想要開始和出版同業聯絡，需要她的協助。再找了開塵。開塵當然也是二話沒說，就加入了。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先和出版業上下游的同業公會、協會等組織聯絡，先和他們取得共識。我先寫了一份聲明的草稿，大家再分頭聯絡。有人對聲明裡有要補充、調整的意見，就再修改。

到今天回頭看那段日子的電郵，大家彼此交換又有某一個單位同意加入的訊息中的興奮之情，還是躍然紙上。

我們在六月二十六日辦了記者會，公布了〈我們的共同聲明〉以及第一波的連署人。

其中有一位黃義盛先生要特別提一下。我們剛開始聯絡的時候，黃先生是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的理事長。但因為正好在新舊任理事長換屆，所以黃義盛一面介紹新任理事長葉振璧給我們認識，另一方面也不吝提供他的種種專業知識和經驗。

我知道服貿協議包括了台灣的印刷業的時候，雖然也立即就能知道其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到真正逐條檢查服貿協議的內容，要更深入地了解台灣印刷業的困境，可能遭遇的危險，以及這次協議的不對等細節，黃先生指點了很多眉角。

六月二十六日記者會後，出席的各個單位的代表共同開了個閉門會議。會中決議推派我負責組一個工作小組，在七月底之前做兩件事情：一，針對業界進行比較大面積的調查採訪；二，舉辦公聽會，由民間接手補做政府應該在事前做而沒做的事情，並在七月底前完成綜合報告，送交給政府。

從印刷及出版業最先跳出來發聲反黑箱服貿之後，許多行業紛紛發聲，話題性比較高的除了旅遊業、美容美髮業、中藥批發業等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行業。

我想：政府黑箱行事，事前不辦產業的公聽會，而出版業既然是處理知識，分享知識的行業，那我們現在民間自己辦公聽會，一定要廣開言路。這樣得出來的結論，才能一方面可以對政府發聲，交給民意代表使用，另一方面也給其他產業、行業當參考。各行各業都行動起來，政府想只是重複地說「利大於弊」也就不管用了。

我和李金蓮與徐開塵在規劃工作的時候，認為還需要有一位對中國大陸的出版市場比較了解的人參與。於是我們又找了孫祥芸。祥芸曾經被天下遠見集團長期派駐過上海，在那裡處理雜誌相關的業務。她也是立馬決定拔刀相助。

我也找到了贊助者，除了一位不具名人士和台北書展基金會捐款之外，王榮文也捐助了華山一個場地做公聽會之用。

因此，我們把公聽會訂為四場：除了針對產業的三場分別是印刷業、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出版與雜誌業，再加一場綜合及政府談判程序與策略。

公聽會之前，我們先分三個小組，再邀請其他曾經跑過出版、文化出版業的記者，或者在行業裡工作過的人加入，各做三個星期左右的業界調查採訪。李金蓮是印刷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蘇惠昭；孫祥芸是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諶淑婷、彭蕙仙；徐開塵是出版與雜誌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陳淑貞、李令儀。

她們設計了調查、採訪的問卷，並且利用她們多年在業界的人脈，打聽出對服貿協議的贊成與反對方人物，並且邀請大家接受採訪，並參加公聽會。調查採訪不預設任何立場或結論，被採訪者可以選擇具名與否，以便可以暢所欲言。

解嚴之後，台灣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多樣的出版和閱讀專業刊物、媒體版面。這些人都在那段時間大展身手。但可惜近十年來這些刊物和版面都逐漸消失不見，她們也都離開原來自己熱愛的工作領域。我十分榮幸能在二○一三年一個突如其來的震撼中，有機會和她們一起工作了一個月。沒有她們的加入，這件事情不可能完成。

調查採訪完成後，七月十四日舉行了四場公聽會。然後我們趕在七月二十六日完成了《「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影響——調查採訪與公聽會報告》。這份報告可以到這裡下載：http://savetaiwanreading.com。

 

2013年7月14日公聽會現場。（編輯部攝影）

 

 

後續發展

報告的最開頭，以及結語的最後，都有謝詞，感謝所有不分立場接受調查採訪，並參加公聽會的人。

的確，參加的人都各陳己見，不論反對服貿協議的還是贊成的，不論在公聽會現場還是不具名接受採訪，大家都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以及理由。這種態度，是我最為台灣出版業引以為傲的。

報告的紙本印了兩百份，出爐後，我們立即送給政府部會首長，以及全體立法委員每人一份。也有人來索取，所以就全部贈送完畢。

比較可惜的是，之後其他行業並沒有再像出版業這樣做。而我曾經想過是否可能支援一些行業來進行，但也發現實在力有未逮。

對我來說，看到公聽會凝聚了那麼多人氣，是最高興的事。

許多意想不到的人站出來慷慨發言，指出服貿協議的問題，提出許多我之前沒注意到的角度，受益匪淺。

尤其，書林的蘇正隆先生，在公聽會之前發了封電郵給我，要我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一篇談雙邊貿易協議的文章。那篇文章真是提供了我們豐富的學理根據。我在公聽會裡介紹了他的論點，其中「商業利益不能凌駕國家利益之上」這一句真是醍醐灌頂，日後也被廣為引用。

公聽會之前，有人問我把服貿協議擋下來是否有希望？我都說有。有多大的希望？我都說百分之二十。

公聽會最後一場結束後，有人在現場再問這個問題。我說：百分之五十。

我真的士氣大振，相信可以一戰。雖然有人說我太樂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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