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以及政府造成服貿協議風暴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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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部長最近的發言，需要一談。
　　我在六月十六日寫信給馬總統，提醒他這次把印刷業放進＜兩岸服貿協議＞的問題而未獲回應之後，又問了龍應台她是否事先知情。龍應台要我去文化部開會，抱怨經濟部臨時通知她印刷業要放進服貿協議，她不同意可是攔都攔不了。當時，政府把簽協議的時間保密到家，我在十九日見龍應台的時候才得知是二十一日要簽，因而連夜趕寫了＜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一文。

　　因為相信龍應台對出版相關事務會重視，所以不只是我，其後許多同業都樂於和她配合，提供她情勢分析。龍應台開過一次閉門會，我那天不及出席，但事後她也告訴我現場許多出版同業所陳述情況的嚴重性，出乎她意料之外。
　　七月十五日出版業上下游開公聽會，龍應台不來，但前一晚打電話給我，提醒我需要預警另一件政府部門之間可能因溝通不良而產生的問題。我同意。公聽會之後，龍應台要我和遠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私下再去找她討論，我們也一起去，再把重點說了一遍。以我們如此緊密的溝通而言，我相信在所有部會首長裡，龍應台最能直接聽到來自民間真實的情況與需要。

　　之後，龍應台去休假。她七月底回來，在接著的立法院公聽會，以及上周接受媒體採訪所說的話，很令人意外。

　　龍應台在八月一日說：「這次《服貿協議》並未開放出版業，因此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來談出版業的政策，但文化部一直有針對出版業的通盤政策，包括如何與對岸合作等，也將持續和出版業作深入溝通，但應在適當的時候來談。」（旺報．李怡芸＜龍應台強調 服貿不涉出版＞）

　　然後，八月九日她接受媒體專訪說：「人民關心公共議題、關心政府施政，不斷給政府專業的壓力，是一定要的。現在的重點是『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聯合報．周美惠＜龍應台：讓公共議題回歸專業＞）

　　龍應台這些發言，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這次服貿協議引起軒然大波之後，政府官員的言行引人詬病處固多，其中尤其嚴重的是「答錄機辯護法」。
　　譬如，你問他們，怎麼沒為印刷業爭取到對岸開放書刊准印證，只是在他們原本就允許的商業印刷上原地踏步？他們就回答：「我們爭取到很大的商業印刷商機。」
　　你跟他說，開放陸資進入印刷業，只限制他們持股不超過50%沒有實際的作用，他們就回答：「我們只讓他們投資，不讓他們新成立公司。」

　　他們不針對你提出的問題回應，而只是用他們設定好的說法來回答，所以稱之為「答錄機」。其中，「我們這次沒有開放出版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你不論和他們說多少遍，這次把出版產業上下游切割開來談判，雖然表面上沒涉及出版，但是因為把印刷、發行與零售等環節都不對等地開放給對岸，所以會對台灣的出版業造成連帶重大影響，他們都回答：「請放心，我們這次沒有開放出版業。」
　　因此，我們出版業決定做一件原本政府該做而沒做的事。
　　在民主社會裡，政府要啟動諸如＜兩岸服貿協議＞如此重大的談判，理應就相關受影響的產業舉行公聽會，進行衝擊評估，並聽取建言。但政府這次沒做，只好由民間接手，十四家出版上下游公、協、學會，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出面，自己募款、召集人手，進行了一個月調查採訪，開了四場公聽會，整理出一份民間的產業影響評估及建議報告，提交給包括文化部在內的政府部門和立法委員。（報告的PDF文件可至http://savetaiwanreading.com/?p=121 下載。）

　　現在，經過這麼多同業熱心地願意參加她的閉門會議，為她補課、提供背景說明、影響分析，她也收到一份來自民間的產業生態報告之後，龍應台卻仍然還是說這次服貿不涉出版，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談出版政策，還反問民間「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說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有幾個不好的影響。

　　其一，這次政府造成的服貿協議風暴，除去誅心之論不談，最根源的問題在於官員的傲慢。是傲慢，使得許多高官以為他們在某些領域的專業經驗與判斷，可以推演於任何產業。也是傲慢，使得政府事前覺得不但不需要和產業溝通，甚至連在野黨立委、執政黨立委，甚至執政黨立法院長都不需要溝通。也還是傲慢，使得政府事後不肯正視民間提出的質疑，始終不肯承認這個服貿協議會給台灣帶來任何負面的衝擊，一直自說自話，因而使得風暴越演越烈。
　　龍應台最近這些談話，不但浪費了原本可以借她而讓其他政府官員反省這種傲慢的機會，她自己也流露了這種傲慢。
　　她說這次服貿沒有開放出版，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官員在使用「答錄機」回覆民間的聲音。她說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來談出版業的政策，要談應在適當的時候來談，根本沒有顧及產業對服貿協議的緊迫焦慮，而只透露當官的權威心態。至於反問民間「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說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更令人啼笑皆非。起碼就出版上下游產業這次碰上的問題，根本就是政府部門的不專業和草率行事所導致。大家熱心幫她補課、說明情況，是為什麼？民間幫政府準備他們該做而沒做的產業評估報告，是為什麼？到底是誰該有專業的壓力？

　　其二，服貿協議涉及議題的層面很多，很複雜，取捨也很不容易決定，任誰去談，都是巨大的挑戰。但是在民主社會裡，政府不能因為議題的複雜及艱巨，就違反民主程序，黑箱處理，連國會都矇在鼓裡。
在內閣部會首長中，照龍應台應有的知識份子性格與原則，本來最應該明白政府這次黑箱作業事屬違反民主程序的根本問題，但是她卻選擇加入另外一些人的陣營，不只一次把這種黑箱作業說成談判過程的技術性問題，而為她的上司或同僚製造模糊焦點的理由。孰不知，越是迴避根本性的問題，越無法平息根本的民怨。

　　其三，黑箱作業引起爭議之後，政府總要正視自己造成問題的根由，開始和民間展開理性的辯論或對話，尋求解決之道，不能總想以「利大於弊」一句話加句號就結束。你越想用「利大於弊」一句話就叫別人閉嘴，別人也越會用「弊大於利」一句話就抹煞你，造成無解的對立。
　　出版業上下游歴經一個多月討論，所得出的產業生態影響評估和建言送給政府之後，原本最有基礎可以由文化部帶頭做個和民間理性討論的示範，讓政府其他部門與民間其他產業參考，大家逐一審視服貿協議對各個產業、社會和國安的衝擊和影響，然後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歸納出我們社會對一個新的服貿協議的版本有什麼需求。
　　現在連文化部都不和做了很多準備的民間進行這種理性討論和溝通，對其他政府部會，以及接下來立法院審查所做的示範，可想而知。

　　最後，附帶一提，民主政治裡，政務官遇到對上級決策或團隊作業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不外上中下三策。上策：堅持立場，反應民情，努力改變政策走向。中策：掛冠求去。下策：忍氣吞聲，在自己無能改變的政策走向裡多少化解一些衝突與問題。我建議龍應台既然在枱面下不滿這次政府部門之間的隔閡捍格所造成的問題，強調自己的原則和節操與其他官僚不同，那就不要在枱面上又為黑箱作業如此美化辯解，繼續用制式答錄機來官腔官調，貽誤解決問題的時機。
　　否則，不知算是政務官的哪一策，也是不好的示範。

本文紙本刊登於《今周刊》(869期，8/15)

寫作背景

服貿協議在簽訂之前，我們政府真的當成絕對機密。立法院裡，事前民進黨沒有任何委員知道任何內容不說，國民黨也是。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上海簽了之後，才第一次公布所有內容。後來看新聞，連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說他事先一無所悉。我確認自己從一開始用「黑箱」來形容，一點也沒有過分。

協議內容公布之後，我趕快去下載。接下來正好是周末，我就把協議的附件仔細閱讀。我先研究和印刷、出版業直接、間接相關的部分，再挑一些我覺得重要或吸引我的行業讀，最後再從頭仔細一條條檢查一遍。

當然，我對自己行業的部分，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原以為服貿協議只開放印刷業，所以對出版業的影響是連帶的，但是看了協議內容之後，發現整個協議本身雖然沒有提到出版，但是因為「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的不對等開放，將對書刊的發行和零售產生直接衝擊。

我寫前兩篇文章的時候，都是提醒政府不要以為只開放印刷業是影響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四個環節的四分之一而已。看了協議內容，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把四分之三都不對等開放了。而所謂印刷並沒有開放，則根本是空話。

於是我連續寫了兩篇文章〈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看到的與我相信的〉，想傳達的訊息就是：我們完全不能倚靠政府了。「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就自己來救！」

在這同時，服貿協議的新聞引爆後，雖然民間立刻就出現了眾多反對的聲音和動作，但是政府並沒有退讓的意思。

不過，也因為這個黑箱實在黑得太徹底，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院長，事先也無一人稍窺任何內容，所以連國民黨立委也有了強烈反彈。而服貿協議雖然於六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簽了，但是連國民黨立委都反彈的結果是： 雖然國民黨立委佔了立院多數，但是並沒有同意讓行政院「備查」即可實施，甚至也沒有同意讓此案可以「包裹表決」。最後，朝野兩黨協商結果是：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實質審查。

我看到這個新聞，大感鼓舞。就到處打聽「逐條實質審查」的意思。

有個朋友回了我簡訊，告訴我去問的人，然而仍然肯定地說：「在七月無論包裹表決或逐項都會過關！」

可是我仍然很興奮。只要不是立即生效就好！我就趕快把握這一個月時間來努力！

所以我在發表第三篇文章的前一個周末，也同時思考如何讓更多的出版同業來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然後歸納一些行業的共識，向政府發聲、施壓。

就在此時，我收到了李金蓮來的電郵。李金蓮是前《中國時報》的〈開卷〉版主編，對閱讀、出版的用心、用情之深，眾所皆知。我和她雖然曾經同時在《中國時報》集團裡工作過，但可以說並沒有私交。只有每年〈開卷〉的好書獎頒獎典禮上，會和她見一次，講幾句話。

金蓮給我的信很簡短，她看過我的文章，說如果有需要她幫忙的地方，告訴她一聲。

她的信很溫暖，並且讓我馬上聯想到還應該找徐開塵。開塵是過去《民生報》跑文化、出版線的資深記者。談起閱讀和書，也是熱情洋溢。我在時報的時候，和她是點頭之交，離開時報之後，則成為朋友。如果有這兩位同是和出版產業往來過二十年以上，對出版產業各方門路和人脈都了解的人合作，這件事情才有成的可能。

我毫不客氣地就回了金蓮信，說我想要開始和出版同業聯絡，需要她的協助。再找了開塵。開塵當然也是二話沒說，就加入了。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先和出版業上下游的同業公會、協會等組織聯絡，先和他們取得共識。我先寫了一份聲明的草稿，大家再分頭聯絡。有人對聲明裡有要補充、調整的意見，就再修改。

到今天回頭看那段日子的電郵，大家彼此交換又有某一個單位同意加入的訊息中的興奮之情，還是躍然紙上。

我們在六月二十六日辦了記者會，公布了〈我們的共同聲明〉以及第一波的連署人。

其中有一位黃義盛先生要特別提一下。我們剛開始聯絡的時候，黃先生是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的理事長。但因為正好在新舊任理事長換屆，所以黃義盛一面介紹新任理事長葉振璧給我們認識，另一方面也不吝提供他的種種專業知識和經驗。

我知道服貿協議包括了台灣的印刷業的時候，雖然也立即就能知道其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到真正逐條檢查服貿協議的內容，要更深入地了解台灣印刷業的困境，可能遭遇的危險，以及這次協議的不對等細節，黃先生指點了很多眉角。

六月二十六日記者會後，出席的各個單位的代表共同開了個閉門會議。會中決議推派我負責組一個工作小組，在七月底之前做兩件事情：一，針對業界進行比較大面積的調查採訪；二，舉辦公聽會，由民間接手補做政府應該在事前做而沒做的事情，並在七月底前完成綜合報告，送交給政府。

從印刷及出版業最先跳出來發聲反黑箱服貿之後，許多行業紛紛發聲，話題性比較高的除了旅遊業、美容美髮業、中藥批發業等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行業。

我想：政府黑箱行事，事前不辦產業的公聽會，而出版業既然是處理知識，分享知識的行業，那我們現在民間自己辦公聽會，一定要廣開言路。這樣得出來的結論，才能一方面可以對政府發聲，交給民意代表使用，另一方面也給其他產業、行業當參考。各行各業都行動起來，政府想只是重複地說「利大於弊」也就不管用了。

我和李金蓮與徐開塵在規劃工作的時候，認為還需要有一位對中國大陸的出版市場比較了解的人參與。於是我們又找了孫祥芸。祥芸曾經被天下遠見集團長期派駐過上海，在那裡處理雜誌相關的業務。她也是立馬決定拔刀相助。

我也找到了贊助者，除了一位不具名人士和台北書展基金會捐款之外，王榮文也捐助了華山一個場地做公聽會之用。

因此，我們把公聽會訂為四場：除了針對產業的三場分別是印刷業、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出版與雜誌業，再加一場綜合及政府談判程序與策略。

公聽會之前，我們先分三個小組，再邀請其他曾經跑過出版、文化出版業的記者，或者在行業裡工作過的人加入，各做三個星期左右的業界調查採訪。李金蓮是印刷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蘇惠昭；孫祥芸是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諶淑婷、彭蕙仙；徐開塵是出版與雜誌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陳淑貞、李令儀。

她們設計了調查、採訪的問卷，並且利用她們多年在業界的人脈，打聽出對服貿協議的贊成與反對方人物，並且邀請大家接受採訪，並參加公聽會。調查採訪不預設任何立場或結論，被採訪者可以選擇具名與否，以便可以暢所欲言。

解嚴之後，台灣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多樣的出版和閱讀專業刊物、媒體版面。這些人都在那段時間大展身手。但可惜近十年來這些刊物和版面都逐漸消失不見，她們也都離開原來自己熱愛的工作領域。我十分榮幸能在二○一三年一個突如其來的震撼中，有機會和她們一起工作了一個月。沒有她們的加入，這件事情不可能完成。

調查採訪完成後，七月十四日舉行了四場公聽會。然後我們趕在七月二十六日完成了《「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影響——調查採訪與公聽會報告》。這份報告可以到這裡下載：http://savetaiwanreading.com。

2013年7月14日公聽會現場。（編輯部攝影）

後續發展

報告的最開頭，以及結語的最後，都有謝詞，感謝所有不分立場接受調查採訪，並參加公聽會的人。

的確，參加的人都各陳己見，不論反對服貿協議的還是贊成的，不論在公聽會現場還是不具名接受採訪，大家都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以及理由。這種態度，是我最為台灣出版業引以為傲的。

報告的紙本印了兩百份，出爐後，我們立即送給政府部會首長，以及全體立法委員每人一份。也有人來索取，所以就全部贈送完畢。

比較可惜的是，之後其他行業並沒有再像出版業這樣做。而我曾經想過是否可能支援一些行業來進行，但也發現實在力有未逮。

對我來說，看到公聽會凝聚了那麼多人氣，是最高興的事。

許多意想不到的人站出來慷慨發言，指出服貿協議的問題，提出許多我之前沒注意到的角度，受益匪淺。

尤其，書林的蘇正隆先生，在公聽會之前發了封電郵給我，要我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一篇談雙邊貿易協議的文章。那篇文章真是提供了我們豐富的學理根據。我在公聽會裡介紹了他的論點，其中「商業利益不能凌駕國家利益之上」這一句真是醍醐灌頂，日後也被廣為引用。

公聽會之前，有人問我把服貿協議擋下來是否有希望？我都說有。有多大的希望？我都說百分之二十。

公聽會最後一場結束後，有人在現場再問這個問題。我說：百分之五十。

我真的士氣大振，相信可以一戰。雖然有人說我太樂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