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6月20日晚上，薛琦和我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電話。

我和薛琦不熟，但是舊識。我知道他在財經專業上風評很好，也因為他一向和氣的風度而很尊重他。薛琦打電話來，開頭先談他最近讀我在《今周刊》上的專欄文章，語氣親切。

那個晚上和薛琦通完話後，我曾經考慮過，是否不要再碰此事了。

我是個民間業者，當時在中國大陸還有個公司。要出面反對印刷業對中國大陸開放，就不得不把對岸出版和印刷的關係講透。而講透，總是不便。

我畢竟已經發聲，拉了警報。而大家是否一起有所行動，不是我能決定的。當然，「國策顧問」的頭銜對我是個責任。可是20日下午在立法院就已經有記者在問我要不要辭職了。所以，我可以乾脆馬上辭掉這個職位。那麼，我可能不必覺得對此事再有什麼責任，可以比較心安地放下此事不管了。

但是和薛琦通話的過程，的確讓我心頭相當激動。

薛琦顯示的一些政府官員在知識上、心態上的傲慢，固然是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在於透過薛琦，我聽出連他也是半路接手的，我可以感受到其實他雖然說是「負責」服貿協議此事，但實際上負不了什麼責。而這個服貿協議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是一個黑箱。那天下午在立法院，我很訝異地聽民進黨立法委員說他們都不知道服貿協議是什麼內容。可他們看我訝異的樣子，就說連國民黨立法委員也都被蒙在鼓裡，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是不知輕重地兒戲，並且兒戲慣了。那年年初，行政院長陳沖下台，是總統府半夜發個傳真通知大家，輿論大嘩。可兒戲在國內倒也罷了，怎麼能在關係我們生死大事的兩岸政策上也如此兒戲？

那個夜裡，我還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來電。今天下午我在立法院的記者會，他們也透過網路傳播知道了。我的朋友急切地問我現在情況如何，說一些朋友都為台灣感到緊張，現在都「炸了鍋」地討論此事。他問我有沒有多找一些同業發聲，還提了一個人的名字，提醒我去找他加入。我說那人和我的看法不大一樣，他「哦」了一聲。

我很感謝他打來給我加油。這一篇文章的某些內容，就是他提醒我的。

總之，那天大約半夜過了不久，我決定撩落去。我不辭國策顧問，繼續講我該講的話。21日早上，我寫了＜現在是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十五分＞的信給馬英九總統。

2.

第二篇文章的重點是，透過和薛琦的通話，我看到政府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決策和作為是：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沒有認清台灣面對中國經濟的突圍戰是生死之戰。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要打突圍戰，卻不給自己任何人看突圍的地圖和路徑。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這是對突圍方向的雷區和深水區毫無知識。以出版業來說，官員對中國大陸印刷、出版相關事務的了解，少到可憐。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結果不但不知道如何整合、加強自己後方的力量，還後門洞開，引軍入境。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可以看出政府沒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身家性命當一回事。

我總結了為什麼認為現在不該也不能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理由，並不只是像昨天以前光從一個出版業者的角度。也提醒馬總統，最後關頭只有他能決定暫停簽約的這件事情了。

除了發表這封信，那天下午我還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一起又開了記者會，對馬總統喊話。

沒有作用。服貿協議還是在那天下午兩點簽了。只是這篇文章所歸納的馬政府所犯的五個錯誤，後來被在野黨及媒體多所引用。

而後來的情勢發展，很快地證明了薛琦真的不是「負責」的人。

馬總統帶著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到各處奔波救火，沒看到薛琦以「負責」的人身分出面。而到了2014年年初，行政院宣布內閣改組名單，薛琦也赫然離職。

3.

雖然6月21日服貿協議在上海簽了，但是因為這個黑箱實在黑得太徹底，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院長，事先也無一人稍窺任何內容，所以連國民黨立委也有了強烈反彈。

連國民黨立委都反彈的結果是： 雖然國民黨立委佔了立院多數，但是並沒有同意讓行政院「備查」即可實施，甚至也沒有同意讓此案可以「包裹表決」。最後，朝野兩黨協商結果是：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實質審查。

我看到這個新聞，大感鼓舞。就到處打聽「逐條實質審查」的意思。

有個媒體界朋友打聽之後，回了我簡訊：「這個案件在七月無論包裹表決或逐項都會過關！」

可是我仍然很興奮。

只要不是立即生效就好！我告訴自己：我就趕快把握這一個月時間來努力！

雖然每個人都告訴我這是螳臂擋車，但我除了繼續寫文章，也思考如何讓更多的出版同業來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然後歸納一些行業的共識，向政府發聲、施壓。

*本貼文摘寫自《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現在是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十五分＞ 全文連結請見留言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