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9 月 2 日,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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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宥勳說他從學校畢業沒多久之後,習慣了一些人情世故,也體會到台灣一句俗語的思維模式:「人前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要『留一線』的是『人前』,『人後』就未必了;而每一次當下的相處,都必須考慮到『日後』的『相見』,但這樣的考慮也僅止於『相見』,沒人在乎實際上雙方是否真心相待。」
但是當他研讀台灣文學史的時候,卻發現文學人有夠喜歡公開論戰。幾乎台灣文學史的每一個階段,都曾爆發過重要的論戰。
「這聽起來非常違反直覺:一個不喜公開衝突、維護面子的社會當中,被認為是最溫文儒雅的文學人,最後竟然寫下一連串好戰好鬥的歷史。為什麼會這樣?」
朱宥勳說他聽了一些說法之後,心裡其實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文學信念本來就是排他的」。
讀者縱然有自己的偏好或品味,但是不需要有什麼「信念」,可以任意享受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
但是,文學創作者卻必須選擇自己的核心價值。「正因為文學創作可以考慮的面向太多……而人的才力與生命有限,面對文學各面向的滔滔江海,我們往往只能取一瓢飲。」
因此,文學核心是「只有一個」、「具有排他性」的。
朱宥勳說這就是一切文學論戰的起源。「而且,這些論戰不是吵過就算了,都還真的會影響下一個世代的文學方向。可以說,只要掌握了每一次論戰的內涵,我們基本上就能理解台灣文學的演變軌跡。」
因此他從百年前的1924年起,到2000年止,選了十場有關台灣文學如何發展至今的論戰,寫了《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這本書。
2.
然而,他寫這本書的真正動機,卻是寫在書的結尾處。
講完了十場論戰,他說:「現在,至少我知道如何清楚地回應那些勸阻我念台灣文學所,認為這只是『政治產物』的師長了。這一整本書,就是寫給當年無言以對的我自己,以及也許還有同樣困惑的年輕人。
「沒錯,『台灣文學』是徹頭徹尾的政治產物。但是,你知道它誕生以來艱難的『政治過程』嗎?你知道有多少人為它殫精竭慮、耗盡心血嗎?現在,你看到了其中一部分。我們並不是一支受祝福的文學。因此,我們是一支必須嫻熟於論戰的文學。要懂文學理論,要懂社會科學,要考量戰略與戰術,要理解文學場域與其他場域的互動模式,才能在凶險的歷史境遇裡保存實力,等待扭轉戰局的機會。文學人不全是好人,他們有時也會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文壇的風向也不全然公正,有時人們反而支持沒那麼純潔的人。」
所以,這本書想說的是:「在整個台灣文學史上,能夠擁有『認識我自己』的空間,是多麼奢侈的文學願望。」
而我覺得,他這段話如果拿掉「文學」兩個字,也是完全成立的:「在整個台灣史上,能夠擁有『認識我自己』的空間,是多麼奢侈的願望。」
3.
由朱宥勳來寫這一本書為什麼會好看的原因,唐捐在序中寫得很清楚:
「宥勳具有文學、歷史、政治三種層面的自我訓練。對於話語形構的敏感,有助於他掌握敘事的來龍去脈。對於文學戰場的識讀能力,則使他能夠指陳歷史曲折深處的光芒與暗影。有幾個方法是他慣用而常收奇效的,一是建立時間軸,考察先後,並分清楚兩個事件之間是否存在因果性,還是僅具偶然的時間關係。二是把概念、論點與立場『地理化』……先標出突出地表的高點,即可隱然拉出一張地圖,進而評判作戰的輕重緩急,兩軍的進退得失。三是人物的還原,就像寫小說一樣,惟有捕捉到人物的心理與性格,敘述才會生動。宥勳在這個面向,充分發揮他做為小說/歷史家的長處,故能精準呈現論戰的內在動力。」
朱宥勳自己則說:「我必須提醒:這並不是一本客觀呈現論戰史料的書。每一波論戰,我都會分析各方陣營的『理論』與『戰術』。所謂『理論』,就是他們所持守的文學核心,我會盡量扼要呈現他們的想法;所謂『戰術』,就是他們秉持上述理論,和其他陣營打筆戰時,所採取的論辯技巧。兩個部分都一定會夾帶我的個人觀點,特別是後者:我會以自己參與過若干論戰的經驗,結合我對台灣文學史的理解,來客串一回『場邊球評』。」
4.
這個場邊球評實在講得生動又深刻。
在綜觀層面上,他的敘事清晰,讓像我這樣對台灣文學史並沒有研究的讀者,在讀完書後就記住了十場論戰的脈絡。
就微觀層面而言,在「新舊文學論戰」裡,他把論戰起點校正為一九二四年四月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而不是十一月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在「鄉土文學論戰」裡,他細筆勾畫出「最奇特也最扭曲的一面:不只威權政府會壓制作家,有時作家也會『巧妙利用』威權政府」,一個個細部戰役,甚至巷戰過程的敘述,的確像看小說般迷人。
這位球評畢竟又是溫暖的。
他講完了十場戰爭之後的結語說,但有一點是沒變的:「他們互相傷害,是因為心有所愛——或者對文學,或者對台灣,或者兩者皆是。」
5.
兩年前,我們出版過朱宥勳的另一本書:《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他說《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是「紀事本末體」,以「事」為軸線;《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則是一本台灣文學史裡一些人物的評傳,以「人」為軸線。
這兩書對照著看,更有不同的感受。
以葉石濤來說,讀完《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再看朱宥勳在《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寫的葉石濤,就更立體。
葉石濤從一九六五年寫「台灣的鄉土文學」,一九七七年寫「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到一九八七年寫《台灣文學史綱》,逐漸把「的」字、「鄉土」兩字拿掉,終於宣示「台灣文學」,完全實證朱宥勳所說的「一個詞彙就是一處戰略高地」。
我很高興這次出版《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想到要和《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做兩本書相呼應的封面。當時是直覺,現在是感到果然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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