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中國任務》書裡引用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 在1960年代說的一段話。他是在感嘆那個年代外國記者不論多麼想了解中國發生的事情卻不得其門而入。

這種挑戰當然不只是存在於那時。

不過，近八十年來各國報導中國新聞的記者固然因為這種挑戰產生了挫折與沮喪，但是也激發了他們巨大的好奇與熱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寫下了他們對中國發展的註腳。甚至，也有些註腳推動了歷史的進展。

《中國任務》整理了從1945年起，一百三十多位各國駐華記者，以及與他們互動的外交官、學者及相關人員所形成的這些註腳。並且為這些註腳提供註腳。

2.

編寫《中國任務》的人是齊邁可（Mike Chinoy）。

看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後新聞報導的人，對這位當時CNN派駐北京，持續在關鍵場面站在鏡頭前面的記者，應該都不陌生。

從2008年起，齊邁可參與南加州大學十二集《中國任務》系列紀錄片的製作，再整理出這本書。

由於時間軸橫跨將近八十年，相關人物眾多，交叉談論的主題又多，從國共內戰時期，到乒乓外交、開革開放、六四、南巡，再到近期的習近平時代、新疆、疫情，不小心會寫得非常龐雜，但是齊邁可卻寫出一道道層次豐富而容易進入的門戶，吸引人不停地穿梭其中。

就我個人來說，閱讀到至少三個層次的門戶。

3.

第一道門戶，是從記者的角度活化歷史。

首先，他們談的都是人的故事。

我自己印象特別深刻的有兩段。

一段是國共內戰後期，美聯社一位攝影記者對於國民黨到底怎麼輸掉大陸的觀察。

他說：「（當時）任何在南京消息靈通的人都知道共產黨的勝利在所難免，那裡的外交官和國民黨軍過著像印度邦主一樣的生活，夜夜笙歌，街上卻有人還在挨餓。某天晚上，我和一名國民黨軍官一起開車回家，看見街上有人在吃草。我說道：『情況真的太糟了，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身為中國人一定更難受。』他接著說道：『他們在我們眼中不是人。』我當時心想：『難怪會有革命。』」

「他們在我們眼中不是人」這句話，總結了太多。

另一段是有關趙紫陽的。

趙紫陽是中共開放派的代表，是眾所共知的。而這本書把他的開放形象做了細筆描繪。

1982年 趙紫陽要接總理的時候，他同意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訪問，地點竟然是選了包德甫住的飯店，讓這位記者大吃一驚。

1987年趙紫陽準備接任總書記的時候，同意接受NBC星期天晨間談話節目訪問，旁邊的《紐約客》記者觀察到「他說了一個多小時，完全沒有腳本；他不僅談了一個小時，整段時間他還配著啤酒」，趁鏡頭拍不到他的時候喝一口，整場訪問下來喝了快2公升啤酒。

再來，他們把每個階段的時代氛圍寫得很飽滿。

改革開放時期，《紐約客》一位記者寫中國的報導，特別聚焦在小小的目標上：

「我住在北京老城西邊一處傳統胡同裡的三合院。某天，我開始注意到前門旁邊的一個攤位，他們賣的是餅乾，我後來認識了老闆，但一夜之間，攤位就收了起來；我問老闆為什麼，她解釋道，身為北京的小店主，你會感受到一些經濟力量在發揮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早餐煎餅果子舖，我因此對這個行業開始有一些了解；後來，煎餅果子舖也收掉了。最後開了一家妓院，我心想：『好吧，妓院生意經得起考驗。這次應該撐得下去吧。』幾天後，那間妓院就關閉了。我開始思考，這一區究竟有什麼問題？最後，一間建材五金行搬了進來，而且這間店撐了下來。我認為，房地產泡沫的定義或許是：社區裡的建材五金行撐得比妓院還要久。」

4.

第二個門戶，是從只有外國記者才有的切入點了解中國。

中共以文宣起家，對媒體的敏感和掌控，非比尋常；對外國媒體，尤其美國媒體，更是完全配合其政治需求而決定一切開放的時間點、尺度。

也因此，外國記者固然很多時候是被徹底排除在外，但也有時候，加上一些意外因素，外國記者觀察、記錄下的中國格外直接。

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年如果不是外國記者群聚北京採訪戈巴契夫訪中而持續延伸他們的工作，至少我們是看不到坦克人那一幕的。

書裡這樣的例子很多。而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對中國地方政治的一段觀察。

2008北京奧運的前兩年，中國政府為了滿足國際奧委會對新聞自由的要求，宣布大幅放寬對外國記者的規定，外國駐華記者破天荒不需要申請就能離開北京，幾乎可以採訪任何願意與他交談的人。中國還限制官員對於記者的干涉程度。

然而，就在外國記者紛紛覺得中國正在前所未有開放的時候，他們發現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無論中央有多麼開放的新規定，地方言一切還是老樣子。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位記者的總結很關鍵：「問題在於，地方政府不想讓北京當局知道『他們的地盤上，發生了什麼丟臉的事情』；地方政府並不擔心在柏林、波士頓或廷巴克圖的人們會讀到什麼報導，他們擔心的是北京當局會藉此發現一些事。」

地方上的人不聽中央的話不是因為不把中央放在眼裡，而是因為太怕中央而不能聽中央的話。

外國記者有一些只有他們才有的切點，來幫我們了解中國。

5.

身為讀者，我自己最享受的，是第三道門戶：這些記者在工作中透露的專業、幽默和熱情。

2012年，《華爾街日報》對薄熙來事件進行史無前例的報導，讓彭博新聞社的記者難掩心中的嫉妒之情。

他們為了一別苗頭，結果先是寫出有關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財務狀況的獨家報導，一炮而紅，接著他們又繼續寫出當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親戚，如何靠各式各樣的生意賺進大筆財富的獨家報導。

同時，《紐約時報》則調查報導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家族如何掌控了巨額財富。

彭博社的報導刊出後，不但記者接到死亡威脅，中國政府封鎖了彭博社的網站，並停止向彭博社記者核發簽證。

《紐約時報》的文章一發布，北京就封鎖了他們網站，包含剛剛推出的中文網站，接著停止對《紐約時報》記者的新簽證。

這些記者各自在競爭中展現專業，相互較量又相互欣賞，並且各自開發出獨特的工作方法，以及面臨壓力時的堅持原則。

到2020年COVID疫情爆發，更為駐中國的美國記者團「帶來千載難逢的報導經驗」。

當年1月初，《華爾街日報》成為第一個最早報導中國科學家從武漢的肺炎病患身上取得樣本，並透過基因定序發現了新型冠狀病毒。

CNN、《紐約時報》等記者各自在武漢封城之際選擇留下來繼續報導。留下了包括對李文亮訪問等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有一位科技記者一直關注中國政府如何在疫情惡化時利用監控工具，後來還完成一篇長篇報導，標題為〈壓制負面新聞:機密文件揭露中國如何操縱疫情輿論〉。

他們還透露了許多工作撇步。

中共為了干擾外國記者做疫情相關報導，會派許多秘密警察跟蹤，而《紐約時報》一位記者說了他們的應對之道：「…..用來與警方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我運用了所學的技巧，像是跳上地鐵，搭到下一站後下車，然後搭上反方向的地鐵；每次他們都會損失一半的人，因為他們必須有一人上車、一人下車，或者下車後趕快跳上車，我們因此將他們耍得團團轉，直到最後只剩一人在跟蹤我們。」

雖然最後還是不成功，但是讀著書都可以感受到記者腎上腺素的刺激。

而他們的寫作又有西方人特有的幽默。

《紐約客》這位記者寫：「（紐約客）讓記者在海外駐地是非常不尋常的事情。他們願意派駐記者在中國，特別是一位年輕人，代表他們確實理解中國的重要性。最終我擁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這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因為我得與中國打交道，另一方面，我還得試著理解《紐約客》的做事方式，而《紐約客》的運作模式可能就像共產黨一樣複雜。」

《華盛頓郵報》一位記者和他為《洛杉磯時報》工作的太太一起派去中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說他在出國前簽署一份備忘錄，裡面有一段文字寫道：「你不能在任何新聞上被太太比下去，如果你能常常將她比下去，那就沒關係。」

6.

《中國任務》最後一章是「大門緊閉」。

寫疫情之後「隨著中國邊境幾乎完全關閉，共產黨對進入中國境內的人與資訊擁有更大的控制權。美國與其他外國記者數量大幅減少，也符合中國政府不論在國內外，重新塑造中國敘事的努力。 」

大量外國記者被迫離開中國或不得重返中國，轉移陣地，包括改駐臺灣。

齊邁可寫：「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勝利，到三十年後美中建立外交關係，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觀察者，以香港為主要根據地，努力伸長脖子，望著封閉的邊界，只能依靠難民、官方媒體、罕見且受嚴格控制的訪問，來弄清楚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事。諷刺的是，逾半個世紀後，記者的驅逐潮帶來一股歷史重演的奇特感受。」

所以讀完書，我倒想到一點：既然歷史會重演，那封閉既然會重演，開放也會重演吧。

祝所有的記者能繼續寫出歷史的註腳，以及推動歷史的註腳。

這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故事書。推薦給大家。

台北書展期間，2月23日（星期五）晚上8:30，齊邁可在國際沙龍現身說法，談一場「中國報導八十年」，歡迎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