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a 不是 EVA 】系列之六 （完結篇）

在《創世紀》的故事裡，世界是先有男人，然後，女人取自男人的肋骨而生。
那女人叫夏娃，英文常作 Eve。而 Eve的另一個名字就是 Eva。

長榮起家，是在海運。其後，才有航空。
長榮海運、長榮航空，在中文裡都是同一個「長榮」。
但是在英文卻不同。
海運的長榮是EVERGREEN，航空的長榮則是 EVA。

所以，我寫這個系列文章的時候，想到了「Eva 不是 EVA」這個標題。

因為，長榮這次罷工，不論是從空服員清一色是女人，還是 EVA 企業名稱的巧合，還是罷工訴求的本質來看，我覺得都像是在呼喊長榮的注意：一如女人脫離了男人的肋骨之後就成了對等的一個人，這些空服員也在提醒她們需要被重新對待。

——–「我就是要專制」的因由——–

工會的常務理事李瀅跟我說：不論是請假方法，或其他的地方，這些年來長榮都有慢慢的改善，不能說都沒有進步。

「但他們心態上十分保守，我是老闆，你就一切都要聽我的。」她說，「他們很像是活在戒嚴時代，不然不會有那位副總出來說我就是要專制怎麼樣。」

李瀅說：她們就是希望透過罷工，讓公司改變高壓的企業文化。

這次罷工訴求裡有一項對「勞工董事」的要求，也是長榮反應最激烈的，從罷工開始到結束，都以「勞工董事」的要求違法為由，而追訴每天3,400萬元的賠償。http://bit.ly/2SA1ja0

李瀅說：她們要的並不一定是「董事」這個席位，而是希望公司做重大決策的時候，公司經營的資訊要給一線的員工知道。她們認為：把勞工心聲帶到枱面上、參與公司治理，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在打破威權管理。

另一個訴求重點是人評會，她們希望解決黑箱約談的情況。

「公司要懲處一個人的時候，應該讓勞工代表有機會進去了解事情的經過，有機會參與討論的過程，才能真正解決長榮航空專制獨裁的這一塊。」李瀅說。
（相關說明請看前文的各個「關鍵字」。）

所以她說罷工的八個訴求裡，有三項是為了打破威權管理。

——–有關工會——–

但是如我之前所言，我會寫這個系列的起因，在於聽空服員在現場吶喊「反長榮威權，爭空服員尊嚴」的聲音，沒法和她們的八個訴求聯結在一起，其中有一種巨大的差距。

譬如，「日支費」的調整，排在八大訴求之首。

而照我訪問所得的理解，「日支費」可以比喻為長榮計入薪水的「差旅費」。
所以，且不說如何把「日支費」解釋得清楚就是個課題，就算解釋清楚了，也不免讓人產生另一個疑惑：那為什麼要把這個相當於「差旅費」的項目放到最前面呢？

訪問來到後期，我在了解空服員比較多的委屈之後，體會到「日支費」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以日支費為例，工會有不少情況是：需要談冰山的時候卻只談了那一角。

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自己的解釋是：主要在於經驗不足。而這又和工會的組織與運作方式有關。

法律上，發動這次罷工的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空職工」），不同於長榮自己的「企業工會」，而看新聞，長榮也不時暗示這次罷工是受「外部工會」所鼓動。

華航在空職工裡的代表黃慧甄，把這次罷工為什麼由「空職工」發動講得很清楚。

黃慧甄說，華航有自己的企業工會，歷史悠久，在三十年以上。並且是一律全員入會，會費直接從每月薪資中扣。

但即使如此，到2015､ 2016年間，華航的空服員感到有罷工需要的時候，仍然不得不另想他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企業工會總會偏向資方；一是企業工會全部一萬多名會員，又按職種劃分為「總公司」、「機師」、「空服員」三個分會。三個分會之間的立場、利害不一，所以當年華航即使改革派已經拿下其中空服員分會的主導權，但是要主張自己的權益經常碰壁，要行使爭議權又沒有法人資格，結果最後不能不出來另外成立「空職工」。當年華航的罷工，就是由此發動。

「不過我們很多人參加空職工的時候，在華航本身的工會就有很多經驗了。這一點和長榮不太一樣。」黃慧甄說。

長榮的企業工會歷史很短，只有三年。因為參加工會的人可能被公司特別「關懷」，所以空服員參加得很少。到2016年華航罷工取得成果之後，長榮的空服員受到鼓舞，更踴躍加入「空職工」。於是空職工底下再區分出「長榮」分會和「華航」及其他分會。

這次罷工的表決， 空職工的長榮、華航和其他分會會員都要投票。結果是長榮分會的會員3,276人中，同意票是2,949，不同意票是100､ 無效票6。而華航及其他分會的會員數是2,657人，同意票是1,089，不同意票是6､ 無效票16。這樣看，空職工全體會員投票同意罷工的比例固然高達68%，光看其中長榮分會的比例，是高出更多的90%。

「所以長榮有人區分『企業工會』和『外部工會』，其實是混淆視聽。在空職工裡的會員，仍然都是長榮的員工啊。」黃慧甄說。

至於成案之後，罷工的實際策略和行動，則都是空職工的長榮分會自己決定。

「罷工的範圍既然只在長榮，華航在工會裡的人不參與，也不會是華航的人告訴長榮的人你們該怎麼做。」黃慧甄說。

對於長榮空服員的委屈和憤怒，黃慧甄從近距離卻又保持著距離的角度觀察，認為早期，尤其是罷工開始之前的階段，訴求得很清楚。以六月四日那天的遊行來說，「台灣工人爭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的訴求很強烈。

但是，她說看那天長榮的回應及新聞媒體接下來的走向，證明了長榮設定議題的能力更強，而空服員在媒體資源上遠遠不足。

我自己在訪問之後的感想則是：正因為如此，到了真正開始罷工的時候，工會更應該持續聚焦說明她們要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民主，爭的是什麼樣的尊嚴，爭取社會大眾的同情。

而實際上到了罷工開始，社會大眾真正開始注意此事的時候，工會因為覺得之前該陳述的立場都已經表達過，現在到了要針對議題談判的階段，所以把訴求鎖定在那八點上。

對於我訪問過的工會幹部來說，她們都很清楚那八點訴求中每一點和「爭民主、爭尊嚴」的關聯，只是對許多沒和她們一起經歷過全部過程的人來說，則不然。

許多人都是對工會之前的訴求並沒有注意，等到罷工開始，真正開始注意的時候，卻沒看到冰山，而只看到那一角。

這也就是為什麼包括我在內的人，即使是支持她們，也感受到兩者之間有差距的原因。

——–怎麼看這次罷工——–

到底怎麼看這次罷工的成果？

如果從那八點訴求來看，所得不多，甚至許多人說，工會這次是大敗。

黃慧甄的觀察則不同。

她說，看工會幹部簽好團體協議之後，現場那麼多人即使聽到「日支費」完全沒有得到任何進展，仍然嗨翻，就可以知道：她們真正在乎的，其實根本不是透過罷工來爭取「日支費」金額多寡，而就是要透過罷工來表達她們的委屈和憤怒。

她說，這樣看，這麼多人能一路堅持十七天支持工會，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工會堅持到最後，沒有被殲滅，就是勝利。

我對工會的運作所知不多，但是我同意黃慧甄所說，許多空服員應該不是透過罷工來爭取「日支費」金額多寡，而就是要透過罷工來表達她們的委屈和憤怒。

我會聽到那些年輕女孩子放下平常在飛機上輕柔、溫軟的聲音，改用高亢到有些破音，破音中又透著某種童稚的聲音在不斷地吶喊，原因在此。

那是 Eva 在對 EVA 吶喊。

被視同取自男人的肋骨而生的女人，一旦開始對男人吶喊，連續吶喊了十七天，這本身就是非比尋常的一步。

——–海洋世代的女性——–

有一點，長榮可能想不通。

那就是，為什麼過去三十年，那麼長的時間裡，並且在更為「嚴格」的辦法下，那麼多女性空服員都可以接受的事，今天在比較寬鬆的條件下，空服員卻沒法接受了？

我看到的原因，還是這幾年我一直在說的「海洋世代」對「陸地世代」之爭。

台灣社會的各個領域，長期各自有著傳統、保守的觀念和力量，匯整為一個可以名之為陸地世代的思維和價值觀；以1987年解嚴為線，那之後出生的人，則在各個領域都呈現不同的觀念和力量，匯整為可以名之為海洋世代的思維和價值觀。（參見附圖）

陸地思維和價值觀的特質，就是重視「穩定、秩序、尊重權威、自上而下的分配」；海洋思維和價值觀的特質，就是重視「變動、自由、個人意志、公平透明的分配」。

陸地世代的思維和價值觀，當然也因年齡的不同而有些差異，但基本上就如同高山、丘陵、平原、窪地、峽谷，怎麼變化都還是在陸地，有變化也是量變。但是到了海洋，則截然不同，產生了質變。

海洋思維對陸地思維的衝撞，發生在政治領域就是太陽花運動；發生在教育領域就是反課綱；發生在社會領域，就是這次全部都是女性的空服員挑戰了以陽性管理著稱的長榮罷工。

一群年輕稚嫰的女孩子，不顧各種資源巨大的不對等，以她們的意志進行了一場過去世代的女人無法想像的行動，也是工運前所未見的行動。

所以我在之前的文章裡寫：長榮接下來有兩個不同的選擇。

是要繼續走陸地思維的老路，把工會和罷工都視為敵方嗎？

還是接受時代已經改變，海洋世代的思維和價值觀已經呈現的事實，和工會與勞方站在比較平等的立場共同努力來調整體質？

儘管長榮做第一種選擇可能會最習慣，但是以我曾經是長期搭乘者來說，當然非常希望也建議他們能選擇第二條路。

長榮不妨想一下：台灣社會最長最大的一次罷工事件，由一群年輕女孩子發生在一間名為 EVA 的公司裡，是否值得用一個不同的角度思索一下其中可能的意義？

如果長榮可以轉換角度的話，我相信不只有機會因禍得福，翻轉自己的形象，還可以成為真正開放型企業的表率，在台灣政治的民主化之後，在經濟活動和社會觀念上也樹立新標竿。

——–更柔和、更寬容的女性力量——–

最後，要給工會和空服員什麼建議的話，我有一個方法上的，還有一個立場上的。

方法上的，就是更公開地說明、陳述自己的立場。

這次簽了團體協議之後，如果工會能完整地公布協議內容，也把為什麼同意某些條件，又為什麼讓步某些條件的立場做更完整的陳述，會更好。

譬如那二十五位先前被長榮當作「曠職」的空服員，工會後來雖然和長榮達成先改為「空白班表」再另行議處的協議，但到底會如何議處，想必在許多人心裡都有個問號。

後來我問工會的理事林昱嘉，她告訴我議處的方法是成立三人調查小組，長榮和工會各派一人，第三人則找一位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社會賢達或中立的立委等。

我相信不論是從善後或是開始新的路程的角度，工會如果能多做公開說明，會更好。

長榮空服員這次罷工，超出了台灣社會的經驗，當然也更超出了她們自己的經驗。

而整件事情最動人的是：不論她們在行動過程中出現什麼瑕疵，都無法掩蓋一群年輕女性在一個以父權管理為大旗的企業裡，按步就班，溫柔而堅定地進行她們合法罷工的光芒。

她們倚靠的，從來都不是什麼公關、媒體的資源，也不是軀體衝撞，而一直是女性的力量。

女性力量的特質，就是在堅定中更柔和，更寬容。

所以我去凱道向她們致意的那天，結尾說：「不論面對她們要抗爭的對象，或是面對離開罷工行列的會員，都該如此。永遠要相信柔性的力量、寬容的力量是最大的、最上的。」

這也是我在結語要說的最後一句話。（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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