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回到長榮手上之後的兩個可能，以及對大家的意義】

1.
昨天長榮罷工空服員修改了她們的訴求，包括疲勞航班、日支費、勞工治理、禁搭便車四個項目都大幅退讓，說是期待與長榮盡早重啟協商。

也在昨天，看到長榮掛起了「回家吧」的氣球；前天，也有一位副總也強調「孩子做錯什麼事情，回到家裡面，一切好談」。

所以，看情勢，空服員既然退讓，球回到長榮手上，長榮有了一個讓這次罷工善以落幕，並且創造雙贏的好機會。

只是，如果真要掌握這個機會，長榮首先需要調整一個地方，那就是不要再用對「孩子」說「回家」的心態和方法。

2.
長榮空服員罷工，是在做一件超出她們自己經驗的事，也超出台灣社會經驗的事。

這麼說，有三個原因。

政治上，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和共產黨爭鬥的時期，吃足了共產黨滲透工會，策動罷工的苦頭，所以來台灣之後始終視工會為洪水猛獸。

國民黨政府從威權時期認為的「勞工意識＝左派＝共產黨」，這種連動等號使得工會在台灣長期成為大忌，遑論罷工。

經濟上，台灣長期各行各業都善長Cost Down(壓低成本)而不是 Value Added（增加價值），加上台灣人習慣以吃苦耐勞為美德，所以用勞工的低薪、過勞來成就頭家，習慣偏向資方而不是勞工立場，成了大家慣常的思維。

在這種思維下，我們看到民進黨在野時期會喊勞工是他們心頭最軟的一塊肉，到了上台之後就會露出「功德院」的面目，也把勞基法越修越惡。

社會上，大家習慣地接受企業管理應該是家長、父權、天縱英明的強人來從上而下地控制、分配。所以，不論大小企業，老闆動不動就被稱為「大家長」。

長榮前幾天有高階主管義正辭嚴地說他就是要專制怎麼樣，這兩天把空服員當「孩子」喊話「回家」，都說明了他們正是相信「家長」、「父權」制的代表。長榮當然絕不是唯一的企業，只是他們空服員只聘用女性這一點格外再突顯了他們「男性沙文主義」的這一點。

在「恐左」、「功德院」、「父權大家長」三種習慣性思維之下，其結果就是：我們社會沒什麼罷工，也不習慣罷工。而兩者又相互影響。

以2016~2018年這三年為例，我們看其他一些國家的罷工次數是：

美　國　　　38
日　本　　　97
韓　國　　 336
英　國　　 362
加拿大　　 569
德　國　　2973
（來源請見附錄。）

而我們台灣同一時期的罷工次數則是「6」。

台灣常常拿各種指標和韓國來比較，而韓國同期的罷工次數是台灣的將近60倍。從這一點來看，韓國早把自己視為「先進國家」，根本不把台灣當作當年四小龍同級對手，不是沒有原因。

也正因為我們社會的罷工次數這麼少，所以許多人不適應罷工的不便，遇到罷工造成不便，就會先習心慣性地責怪罷工者「貪得無魘」、「自私自利」，卻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功德院」的勸募主，而自己也是「功德院」的受害者。

這就是為什麼長榮空服員罷工所做的事，不只首開民營交通事業罷工的先例，也超出我們社會經驗之處。

3.
近五年來我一直說台灣社會的主要課題是不同世代的價值觀衝突。

過去的世代相信「穩定、秩序、尊重權威、自上而下的分配」，形成陸地思維及其價值觀。
而新的世代則是相信「變動、自由、個人意志、公平透明的分配」，形成海洋思維和價值觀。（詳情請見附圖。）

這次長榮空服員罷工，正是海洋思維對陸地思維的另一次正面展示。而由於長榮長期清一色只錄取女性空服員，使得這次展示還是一次粉紅力量的海洋思維展示，格外戲劇化。

現在球回到長榮手上，長榮有兩個處理的方向。

一個方向是繼續堅持陸地思維，繼續把這些空服員看作是不懂事的「孩子」、「女兒」，所以只待事件落幕，就要大肆清理，「糾正」孩子的思路。

今天還是六月。而今年六四三十周年的時候，有些人的回顧可以給長榮參考。

回顧那年學運的失敗，有些人遺憾當時沒有工人參與。

在討論中，可以看出有些原因和學生自己設定的策略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那時中共對工人的處理有多麼鐵腕：

「當時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學生，而大企業的工人都不敢。為什麼？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親自下了命令，哪一個工廠的工人要上街，首先開除這個工廠的黨委書記和廠長，然後處理工人。」

所以，對罷工的處理，再厲害也比不過中共。

中國共產黨以「工農兵」為旗幟，而其中以「工」為首，就知道他們多重視勞工的力量。當年他們以工運讓國民黨吃足苦頭，自己掌權當然更知道要控制得密不透風。

所以長榮如果要走陸地思維的老路，把工會和罷工都視為敵方，那應該思考一下：你們控制得再厲害，能比得上國民黨威權時代對這些力量的壓制嗎？能比得上共產黨還更上一層樓的壓制嗎？

相反地，長榮也可以走另一條路。

那就是接受時代已經改變，年輕世代的價值觀已經改變的事實，把工會的勞方當作調整資方思維和習慣的平衡工具，把罷工當作公司運作出問題時候類同感冒發燒所提出的警訊，大家共同努力來調整體質。

這樣的話，我相信長榮不只可以很快結束這次事件，也有機會因禍得福，翻轉自己的形象，成為真正開放型企業的表率，在台灣政治的民主化之後，在經濟活動和社會觀念上也樹立新標竿。

只是，長榮如果要走後面這條路的話，首先需要的就是不要再用「回家吧」這種語氣說「孩子做錯什麼事情，回到家裡面，一切好談」這種話。

繼續使用對「孩子」說話的語氣，一來沒法滿足空服員需要平等對話的立場；二來這種語氣也難免不讓人聯想未來有「關門打孩子」的可能。就算勉強能讓事件告一段落，但是對解決問題的根本則難有幫助，更挽回不了受損的企業形象。

非常期待長榮可以走一條新的路，為自己，也為台灣不只大企業，包括所有的企業樹立勞資關係新的里程碑。

4.
最後，也再次向長榮罷工的空服員致意。

她們做的這件事，都超出了台灣社會的經驗，當然更有超出她們自己經驗之處。

所以她們在先前行動過程中會出現一些瑕疵是難免的。像長榮的企業工會失能，使她們只能透過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來進行而產生的一些扞格，更不是她們的責任。

但不論任何瑕疵，都無法掩蓋一群年輕女性在一個以父權管理為大旗的企業裡，按步就班，溫柔而堅定地進行她們合法罷工的光芒。

就長榮而言，固然應該不要覺得這些光芒刺目，而練習借用這個光源思考如何調整自己應該調整之處，我們旁觀者也是。大家可以借用這個光源來檢視一下自己的位置，思考台灣社會可以如何繼續往前行進，不要倒退。

這也是我相信大家都該多同情她們、支持她們一些的理由。

相關閱讀：

台灣罷工年僅2至3件 學者：因工會組織率偏低
http://bit.ly/2RHMl0V

六四30週年特輯之八：中國百姓 同情多於行動的旁觀者
https://bbc.in/2XDhCrs

 

 

 

【一個長期使用者給長榮及罷工的女空服員的建議】（修訂版）

我想我有資格說幾句話，因為近二十年來，在國內兩家航空公司裡，我一直是長榮的愛用者。除了去年兩次今年一次我使用過華航之外，我一直是非長榮不搭。

長期以來我不搭華航的原因，是1990年代他們出了那麼多空難，一來看他們一些機師原來飛軍機出身，喜歡玩藝高人贍大挑戰高難度起落的遊戲，二來也是看他們內部那種官僚層層欺壓的組織型態本身就是壓力鍋，或者說定時炸彈。

所以相形之下在另一端的長榮就成了我長期的選擇。長榮不只讓我覺得更多些飛安，也很享受她們空服員溫柔的服務。

也因此，很感謝這次長榮空服員的罷工，讓我有機會看清長榮的真面目。

很慚愧，以前都沒注意到長榮的空服員清一色是女性。看了這一個星期的新聞，有一則談去年十九名空姐的「巴黎事件」，另一則一位已經離職二十年的空姐的投書，讓我印象深刻，也可以掌握到長榮航空的經營核心要點。

簡單地說，就是杮子挑軟的吃。在機師和空服員之間，長榮是把空服員當軟杮子；空服員裡，長榮不用男性，是把女性當軟杮子。長榮只要讓機師避免發生墜機這種發安事件，他們怎麼讓女空服員當「阿信」就不在大家的注意焦點之內了。

這次罷工，到今天新聞報導只有一位機師來聲援罷工的女空服員，另一位機師來了還是反聲援，可以看出長榮的杮子挑軟的吃策略有多麼成功。

所以，一如那位投書者所言，不論罷工結果如何，至少讓大家有機會看得清長榮航空如何對待員工。至少對我是如此。

也因此，我也同意有些人所言，空服員罷工提了八個訴求，重點順序是有些問題。如果空服員能把自己受的不合理待遇，尤其是清一色女空服員在一個大男性沙文主義企業裡種種不合理的待遇講在前，講得更清楚一些，應該會取得社會大眾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我對長榮航空的建議是：請不要以為這次對一群罷工女空服員進行威嚇、寸土不讓，就是你們企業文化的勝利。

那只是顯露貴公司男性沙文主義及威權積習有多深重。

有篇貼文說得好：人家四月預告罷工、五月開始表決、六月決議通過，終於可以合法罷工的時候，竟然要說人家是突襲罷工？

長榮航空如果真的要立下表率，那就應該守你們要守的，讓你們可讓的。別再拿一群首開民營航空企業罷工，沒有經驗的女人發狠。對女空服員有一些讓步，不要秋後算帳，其實一點也不有損於你們的雄糾糾氣昂昂。

不然，就像我當年看華航的問題，長榮內部這種大男人主義、威權主義的組織文化本身就是壓力鍋，或者說定時炸彈。

長榮既然這麼多年非女性不用空服人員，這次就傾聽一下這些女性空服人員的聲音，練習一下柔性溝通吧。

否則，光是想到那些女空服員溫柔的服務之後有這麼多挑軟杮子吃的大男人，就讓人不想搭長榮了。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禁書＋秘苑＋言論自由—–2019首爾書展導覽四之四】

這次首爾書展，我應邀參加了三場座談。其中有一場和言論自由有關。

今年「言論自由」是首爾書展的重點。除了有兩場場座談之外，還有一個亞洲地區的禁書展，還有IPA (國際出版人協會)頒發 的「伏爾泰獎」（言論自由）。

禁書展的主是是「竹林裡的幽靈」，邀請台北書展基金會、日本書籍出版協會、馬來西亞出版協會、土耳其出版協會、泰國出版協會及首爾大學等單位共同合作。

台北書展基金會請《台灣禁書的故事》作廖為民擔任選書顧問，總共提供了24種書。

言論自由的座談，分兩場。我出席的是第二場，同場有IPA 主席 Hugo Setzer、瑞典記者Jojie Olson，韓國KPA 資深研究員 Weon Ok Jung，慶熙大學教授Sungil Kim, 並由來自泰國的IPA 言論自由委員會成員 Trasvin Jittidecharak主持。

IPA主席 Hugo Setzer的發言強調今天言論自由仍然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威脅，因為他來自墨西哥，也特別以近幾年（忘了詳細年數）墨西哥有多達150名記者死於毒梟槍下為例來說明。

瑞典記者Jojie Olson則以香港獨立出版及書店，在中國的綁架、威嚇之下趨於死亡為主題，以桂民海、林榮基等人的遭遇為例，說明香港曾經很活躍的獨立出版和書店如何趨於滅亡。他曾經在北京、香港居住，現在則選擇住在台灣。

韓國的兩位則以發生於2012年的黑名單事件為例，說明即使威權政府不再，但是政府仍然可以透過設定一些黑名單條件，讓敢於站在政府對立面說話的出版社和媒體等拿不到政府的各種補助，以此達到威脅的效果。

輪到我發言，我先簡介了台灣禁書的類別和來由之後，也說明了今天台灣和韓國都是亞洲最具言論自由的國家。去年無國界記者選出台灣是亞洲言論自由度最高的國家，今年則是韓國。但台灣今天也面臨了言論自由新的威脅。

我說：過去在威權時代，大家爭取言論自由像是在監獄裡沒有空氣，必須衝撞，在牆上打出一個洞來，讓空氣流通。而今天已經完全言論自由，沒有任何高牆，你再用力衝撞也沒東西好衝撞。但是今天的危險是雖然有空氣，卻是空氣裡卻滿是毒素，被一些人別有用心地灌入毒素。過去我們要面對的是政治上的獨裁者，今天要面對的則是大財團。因為媒體幾乎全為大財團所擁有、控制。這些財團、有錢人有自己的算盤，有自己想操控的新聞，而所有寫作的人都要面對自己各種可能被收買的危險。

總之，以前言論自由的威脅來自槍彈，今天言論自由的威脅不只來自槍彈，還多了銀彈。

此外，今年IPA 的「伏爾泰獎」Prix Voltaire，頒發給埃及的出版人Khaled Lutfi。
他因為出版當局不喜歡的書籍，被判刑五年，現在還在獄中。這次由他弟弟代表前來領獎。

首爾書展把頒獎地點選在昌德宮的秘苑。當天昌德宮開放給一般遊客的時間結束後，我們有機會享受特別待遇進去參觀，然後去了不對外開放的「秘苑」。這是李朝時代國王賞詩作樂，選拔人才之地，所以他們說在這裡頒這個獎有特別意義。

現在就讓我導覽一下吧。

又，我另兩場座談，一場談網路時代閱讀紙本書的意義，一場談今天紙本書讀者的特別需求。台北書展基金會有整理相關報導如下，可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