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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產業調查報告及公聽會 結語

C 出版I 反黑箱服貿

寫作背景

服貿協議在簽訂之前,我們政府真的當成絕對機密。立法院裡,事前民進黨沒有任何委員知道任何內容不說,國民黨也是。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上海簽了之後,才第一次公布所有內容。後來看新聞,連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說他事先一無所悉。我確認自己從一開始用「黑箱」來形容,一點也沒有過分。

協議內容公布之後,我趕快去下載。接下來正好是周末,我就把協議的附件仔細閱讀。我先研究和印刷、出版業直接、間接相關的部分,再挑一些我覺得重要或吸引我的行業讀,最後再從頭仔細一條條檢查一遍。

當然,我對自己行業的部分,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原以為服貿協議只開放印刷業,所以對出版業的影響是連帶的,但是看了協議內容之後,發現整個協議本身雖然沒有提到出版,但是因為「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的不對等開放,將對書刊的發行和零售產生直接衝擊。

我寫前兩篇文章的時候,都是提醒政府不要以為只開放印刷業是影響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四個環節的四分之一而已。看了協議內容,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把四分之三都不對等開放了。而所謂印刷並沒有開放,則根本是空話。

於是我連續寫了兩篇文章〈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看到的與我相信的〉,想傳達的訊息就是:我們完全不能倚靠政府了。「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就自己來救!」

在這同時,服貿協議的新聞引爆後,雖然民間立刻就出現了眾多反對的聲音和動作,但是政府並沒有退讓的意思。

不過,也因為這個黑箱實在黑得太徹底,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包括王金平院長,事先也無一人稍窺任何內容,所以連國民黨立委也有了強烈反彈。而服貿協議雖然於六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簽了,但是連國民黨立委都反彈的結果是: 雖然國民黨立委佔了立院多數,但是並沒有同意讓行政院「備查」即可實施,甚至也沒有同意讓此案可以「包裹表決」。最後,朝野兩黨協商結果是: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實質審查。

我看到這個新聞,大感鼓舞。就到處打聽「逐條實質審查」的意思。

有個朋友回了我簡訊,告訴我去問的人,然而仍然肯定地說:「在七月無論包裹表決或逐項都會過關!」

可是我仍然很興奮。只要不是立即生效就好!我就趕快把握這一個月時間來努力!

所以我在發表第三篇文章的前一個周末,也同時思考如何讓更多的出版同業來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然後歸納一些行業的共識,向政府發聲、施壓。

就在此時,我收到了李金蓮來的電郵。李金蓮是前《中國時報》的〈開卷〉版主編,對閱讀、出版的用心、用情之深,眾所皆知。我和她雖然曾經同時在《中國時報》集團裡工作過,但可以說並沒有私交。只有每年〈開卷〉的好書獎頒獎典禮上,會和她見一次,講幾句話。

金蓮給我的信很簡短,她看過我的文章,說如果有需要她幫忙的地方,告訴她一聲。

她的信很溫暖,並且讓我馬上聯想到還應該找徐開塵。開塵是過去《民生報》跑文化、出版線的資深記者。談起閱讀和書,也是熱情洋溢。我在時報的時候,和她是點頭之交,離開時報之後,則成為朋友。如果有這兩位同是和出版產業往來過二十年以上,對出版產業各方門路和人脈都了解的人合作,這件事情才有成的可能。

我毫不客氣地就回了金蓮信,說我想要開始和出版同業聯絡,需要她的協助。再找了開塵。開塵當然也是二話沒說,就加入了。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先和出版業上下游的同業公會、協會等組織聯絡,先和他們取得共識。我先寫了一份聲明的草稿,大家再分頭聯絡。有人對聲明裡有要補充、調整的意見,就再修改。

到今天回頭看那段日子的電郵,大家彼此交換又有某一個單位同意加入的訊息中的興奮之情,還是躍然紙上。

我們在六月二十六日辦了記者會,公布了〈我們的共同聲明〉以及第一波的連署人。

其中有一位黃義盛先生要特別提一下。我們剛開始聯絡的時候,黃先生是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的理事長。但因為正好在新舊任理事長換屆,所以黃義盛一面介紹新任理事長葉振璧給我們認識,另一方面也不吝提供他的種種專業知識和經驗。

我知道服貿協議包括了台灣的印刷業的時候,雖然也立即就能知道其中的一些問題,但是到真正逐條檢查服貿協議的內容,要更深入地了解台灣印刷業的困境,可能遭遇的危險,以及這次協議的不對等細節,黃先生指點了很多眉角。

六月二十六日記者會後,出席的各個單位的代表共同開了個閉門會議。會中決議推派我負責組一個工作小組,在七月底之前做兩件事情:一,針對業界進行比較大面積的調查採訪;二,舉辦公聽會,由民間接手補做政府應該在事前做而沒做的事情,並在七月底前完成綜合報告,送交給政府。

從印刷及出版業最先跳出來發聲反黑箱服貿之後,許多行業紛紛發聲,話題性比較高的除了旅遊業、美容美髮業、中藥批發業等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行業。

我想:政府黑箱行事,事前不辦產業的公聽會,而出版業既然是處理知識,分享知識的行業,那我們現在民間自己辦公聽會,一定要廣開言路。這樣得出來的結論,才能一方面可以對政府發聲,交給民意代表使用,另一方面也給其他產業、行業當參考。各行各業都行動起來,政府想只是重複地說「利大於弊」也就不管用了。

我和李金蓮與徐開塵在規劃工作的時候,認為還需要有一位對中國大陸的出版市場比較了解的人參與。於是我們又找了孫祥芸。祥芸曾經被天下遠見集團長期派駐過上海,在那裡處理雜誌相關的業務。她也是立馬決定拔刀相助。

我也找到了贊助者,除了一位不具名人士和台北書展基金會捐款之外,王榮文也捐助了華山一個場地做公聽會之用。

因此,我們把公聽會訂為四場:除了針對產業的三場分別是印刷業、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出版與雜誌業,再加一場綜合及政府談判程序與策略。

公聽會之前,我們先分三個小組,再邀請其他曾經跑過出版、文化出版業的記者,或者在行業裡工作過的人加入,各做三個星期左右的業界調查採訪。李金蓮是印刷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蘇惠昭;孫祥芸是圖書發行與零售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諶淑婷、彭蕙仙;徐開塵是出版與雜誌業小組的召集人,再加陳淑貞、李令儀。

她們設計了調查、採訪的問卷,並且利用她們多年在業界的人脈,打聽出對服貿協議的贊成與反對方人物,並且邀請大家接受採訪,並參加公聽會。調查採訪不預設任何立場或結論,被採訪者可以選擇具名與否,以便可以暢所欲言。

解嚴之後,台灣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多樣的出版和閱讀專業刊物、媒體版面。這些人都在那段時間大展身手。但可惜近十年來這些刊物和版面都逐漸消失不見,她們也都離開原來自己熱愛的工作領域。我十分榮幸能在二○一三年一個突如其來的震撼中,有機會和她們一起工作了一個月。沒有她們的加入,這件事情不可能完成。

調查採訪完成後,七月十四日舉行了四場公聽會。然後我們趕在七月二十六日完成了《「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影響——調查採訪與公聽會報告》。這份報告可以到這裡下載:http://savetaiwanreading.com

 

2013年7月14日公聽會現場。(編輯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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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

報告的最開頭,以及結語的最後,都有謝詞,感謝所有不分立場接受調查採訪,並參加公聽會的人。

的確,參加的人都各陳己見,不論反對服貿協議的還是贊成的,不論在公聽會現場還是不具名接受採訪,大家都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以及理由。這種態度,是我最為台灣出版業引以為傲的。

報告的紙本印了兩百份,出爐後,我們立即送給政府部會首長,以及全體立法委員每人一份。也有人來索取,所以就全部贈送完畢。

比較可惜的是,之後其他行業並沒有再像出版業這樣做。而我曾經想過是否可能支援一些行業來進行,但也發現實在力有未逮。

對我來說,看到公聽會凝聚了那麼多人氣,是最高興的事。

許多意想不到的人站出來慷慨發言,指出服貿協議的問題,提出許多我之前沒注意到的角度,受益匪淺。

尤其,書林的蘇正隆先生,在公聽會之前發了封電郵給我,要我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一篇談雙邊貿易協議的文章。那篇文章真是提供了我們豐富的學理根據。我在公聽會裡介紹了他的論點,其中「商業利益不能凌駕國家利益之上」這一句真是醍醐灌頂,日後也被廣為引用。

公聽會之前,有人問我把服貿協議擋下來是否有希望?我都說有。有多大的希望?我都說百分之二十。

公聽會最後一場結束後,有人在現場再問這個問題。我說:百分之五十。

我真的士氣大振,相信可以一戰。雖然有人說我太樂觀了。

我們的共同聲明

C 出版

最終對外公布定稿(聯署人續增中)

我們的共同聲明

我們對立法院朝野立委處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要求

政府簽約公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對於其中出版相關領域所做的開放承諾,我們發表共同聲明如下:

一, 閱讀是精神糧食。出版的上下游作業,是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對於開放陸資參與台灣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我們遺憾並抗議政府沒有整體的安全警覺與策略思維。

二, 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由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四個行業所構成。政府對於這四個行業不但沒有統整協調,甚至切割處理,企圖一口氣對陸資不對等開放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三個行業。
這個過程完全黑箱作業,事前沒有公聽會,沒有評估對產業的影響,沒有爭取到對岸對等的開放,也沒有評估對我們社會的影響。
政府這樣的處理,我們相信不只有損這些行業的發展,也影響到台灣全體閱讀大眾的權益。
所有和台灣出版產業共同走過這幾十年的人;共同看著出版和我們的社會一起演化,看著出版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又活潑了出版的人,不能不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

三, 因此,我們將採取下列的行動:
我們將在立法院進行逐條實質審查之前,整合民間的力量,針對出版上下游整體產業與閱讀生態,以及開放陸資將造成的影響,進行縝密而充分的分析說明,並建議如何對「印刷及其輔助服務業」、「書籍、文具批發業」、「書籍、文具零售業」這三個行業互相開放條件的調整與刪改。

四, 同時,我們對立法院朝野立委,提出以下要求:
1.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絕對不能備查,也不能籠統一句「利大於弊」,而必須逐條實質審查、逐條表決。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有些產業開放條件談得好的,就開放;有些不能接受的,就該刪就刪,該改就改。

2. 我們希望在野黨立委能冷靜而理性地善盡縝密監督之責。

3. 我們希望執政黨立委務必聆聽產業及社會大眾的需求。在逐條實質審查、逐條表決的過程中,當民意有不同聲音的時候,不能唯黨意是從,站到民意的對立面。

五, 我們相信,如果政府能認真聆聽民間需求,在和對岸談判的過程中,為出版上下游爭取到相互對等而適當的開放配套措施,那麼以台灣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以及多元、多樣的出版風貌,將不只在本土可以面對任何來自對岸的競爭,歡迎對岸的出版品融入我們的閱讀生態,還可以有機會到對岸開展新的市場腹地,與大陸的讀者分享我們的創作、出版成果,以及我們所相信的生活價值與風格。

最後,我們也在此呼籲:
也許您是出版或其他公會、協會、學會或基金會代表人;
也許您是出版業的負責人、高階主管、中層幹部或基層同仁;
也許您是製版廠、印刷廠、上光廠、裝訂廠的老闆、主管或小螺絲釘;
也許您是連鎖書店、獨立書店、總經銷、地區經銷的總經理、業務或發行;
也許您是和出版業相互依存的文字創作者、圖像創作者、翻譯工作者、外包編輯、設計工作室、媒體工作者;
也許您是一名關心並熱愛閱讀的媽媽,或個人,
不論如何,這都是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懇請加入我們的聯署!

共同聯署者:(單位與名稱筆劃序)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理事長 陳本源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理事長 楊克齊
中華印刷科技學會       理事長 黄義盛
台北市出版同業公會      理事長 李錫敏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洪善群
台北書展基金會        董事長 王桂花
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陳金茵
台灣省印刷聯合商會      理事長 廖萬來
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    秘書長 張維新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理事長 陳隆昊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理事長 曾淑賢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理事長 陳昭珍
葫蘆巷讀冊協會        理事長 辛佳慧
臺灣文化法學會        理事長 周志宏
大塊文化           董事長 郝明義
心靈工坊           發行人 王浩威
南村落            負責人 韓良露
時報出版公司         總經理 趙政岷
書林出版公司         董事長 蘇正隆
遠流出版公司         董事長 王榮文
學學文創志業         董事長 徐莉玲
國振社印刷企業公司      負責人 吳朝陽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志朗

(歡迎各界團體、公司、個人繼續加入…)
聯絡人:郝明義
    李金蓮
    徐開塵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系列公開信之三: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

C 出版

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

黑箱子打開後,曝露了更惡劣的實況。我們只能掌握最後的自救機會!

各位朋友:
我寫這個系列前兩封信的時候,《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還沒有簽署,一切內容都在黑箱之中。
當時我憂心的是:一,政府不把台灣四個出版產業鏈條綑綁起來和對岸談判,我們將無從開闢新的市場腹地,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誤;二,把台灣原先就相形弱小的出版產業鏈條零碎切割,只挑印刷業和對方談,並且不對等地開放,這是把競爭者引進自己原先就狹小的後園;三,被切割開來的印刷業,形同打開一個縫隙,讓對岸四頭一身的出版集團得以變身擠進台灣,進而逐步對出版產業鏈條上下游產生擴張性的影響力,而「台灣小型、奈米型的業者,形同以卵敵石,難逃被消滅或併購的命運」。

這幾天,政府部門在努力滅火。經濟部與文化部紛紛發言,重點不外乎:一,「目前開放的部分只有印刷業,並沒有開放出版業」;二,政府雖然開放陸資進入台灣印刷業,但已加上「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的但書,由文化部把關;三,政府也已取得大陸承諾「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讓台灣圖書享有快速便利通道進入大陸市場,產生新的商機。
這期間,我沒再發言。主要因為,從六月二十一日傍晚,我看到簽署公布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內容之後,發現政府這次遠非不對等開放印刷業而已,還有更多讓步將對台灣出版產業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驚駭之情久久難以平復。
現在我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把我看到的情況向大家說明。

台灣的書刊發行、書刊零售通路全面無條件向陸資開放
文化部雖然強調他們會負責盯緊陸資印刷業「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但事實上,政府在這次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已經對大陸全面開放了「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與「經銷」。
「批發交易服務業」中,有但書的是「武器警械及軍事用品、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此外全部開放,其中當然包括書刊的發行(我們的正式行業名稱叫作「書籍、文具批發業」)。
「零售服務業」中,有但書的是「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藥局及藥房除外」。此外全部開放,其中當然包括書刊的零售(我們的正式行業名稱叫作「書籍、文具零售業」)。
很奇怪地,政府在對陸資開放「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與「經銷」的時候,顯然意識到其中有些領域是要除外的,所以才把「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農產品」、「藥局及藥房」等列進去。但政府絲毫沒有意識到書刊的發行和零售,也應該除外;絲毫沒有意識到大陸對我們幾十年都寸土不讓的書刊發行和零售,不該如此讓他們輕易進來;絲毫沒有意識到如果陸資可以全面進入我們的「書籍、文具批發業」和「書籍、文具零售業」,那文化部說什麼會負責盯緊陸資印刷業「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根本就是廢話一句。
照這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我們政府不但讓大陸所有的發行、零售、經銷商都可以完全自由來台投資,並且完全沒有設任何最低資本額的門檻,並且他們可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任何形式在台灣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服務。(請注意:連「分公司」都允許。)此外,我們政府還完全不限制他們提供「跨境服務」,也就是他們可以使用他們在大陸的後勤、倉儲等各種資源來提供境外的服務。
大陸的書刊發行、書刊零售通路沒有對等開放
相對於我們這麼慷慨的開放,我們來看看大陸在批發、零售和經銷上,對我們又開放了什麼。
大陸對台灣開放的是「批發服務」和「零售服務」,統稱為「分銷服務」。
「批發服務」中,有但書的是「不包括鹽和菸草」。
「零售服務」中,有但書的是「不包括菸草」。
表面上,他們也對我們開放了書刊發行、書刊零售通路。但,大陸很清楚地加了一句:「對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的出版物分銷企業的最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大陸企業實行。」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台灣的業者如果要在大陸做書刊發行和零售,那就得照他們新聞出版總署和商務部共同頒布的「出版物管理規定」辦理。這個規定裡,對各種批發、零售業務設定了種種資本額與營業面積的門檻,譬如,總發行要注冊資本至少人民幣兩千萬元,外加營業面積不少於1,000平方米。而且絕大部份業務都頂多以合資形式參與,參與比例的上限,也都有詳細規定。和我們開放他們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任何形式來台,完全不成比例。
還不只如此。根本上,就像中國大陸對「印刷業」有個「印刷業管理條例」,「書刊准印證」根本不放;對於書刊發行零售,中國大陸這個「出版物管理規定」的第三條也明言:「國家對出版物發行依法實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出版物發行活動。」
此外,相對於我們允許陸資在台可以「跨境服務」,中國大陸開放給我們的任何批發業務都不准「跨境交付」,零售業務除郵購之外也不准「跨境交付」。換句話說,我們的書刊發行、零售業者,完全無法使用自己在台灣的後勤、倉儲等各種資源來提供境外的服務。
台灣的「出版」守無可守
出版產業鏈的「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四個行業,後三個都已經開放給陸資進來了。那我們政府官員所謂的「目前開放的部分只有印刷業,並沒有開放出版業」,到底有沒有意義?
台灣的出版業,從《出版法》廢止之後,早已是個完全自由開放的行業。中國大陸的出版業之所以能掌控在他們政府手中,是因為他們出版要有「書號」,並且只有出版社才能向政府申請「書號」。而台灣,今天不但不必要出版社才能申請ISBN,甚至不必是公司或團體來申請,任何個人只要到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上填個表,三天就申請下來了。在台灣,要申請「書號」的限制條件是,必須在台灣地區發行的新書,至於對申請者的身分,沒有任何限制。
請問,在這種狀況下,就算文化部能盯緊所有來台的陸資印刷業公司不得去申請書號出版書籍,對那些陸資的書刊發行業者又怎麼辦?對那些陸資的書刊零售業者怎麼辦?對那些其他三百六十行來台灣的其他陸資業者又怎麼辦?對其他在台灣居住或工作的大陸個別人士又要怎麼辦?
這種情況下,說什麼還沒開放出版業,有意義嗎?
政府官員把和大陸的談判「還沒有談出版業」、「還沒有開放出版業」掛在嘴上,以為頗為稱職,卻不知這才是失職。
台灣的出版業,早已守無可守。所以政府能做的事情,只能轉守為攻,必須把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四個產業鏈綑綁在一起,團結力量大,才能找出一個和大陸坐上談判桌的基礎和立場。又由於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打開三通,和中國大陸創造了和平交流的環境,所以才寄望於政府能夠在兩岸新的文化交流政策下,為我們爭取一些大陸願意不同於過去,也不同於對待其他世界各國的態度,讓我們有些新進展。
也正是如此,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還蒙在黑箱子裡的階段,我一聽到政府把印刷業單獨拿出來和大陸談相互開放的時候,就感到大事不妙。因為這完全違背了台灣和大陸談判出版相關產業的基本常識和原則。只是,當時萬萬沒想到等黑箱子打開,我們看到政府的實際作為更荒唐,更不堪。
我們的政府到底犯了哪些錯誤
政府在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有關出版產業所犯的錯誤如下。

一, 對出版、印刷、書刊發行與零售的價值和戰略意義,沒有丁點認識

中國大陸對出版、印刷、書刊發行與零售,有等同國家安全的高度重視。三者都是特許行業,並且一條鞭管理。
我們的政府,卻把這些行業等同於一般服務、零售業對待,只是眾多商業活動中的一種。
所以我們政府向對岸要求任何開放,他們像是在考慮開放自己的軍火市場一樣地寸土不讓;他們向我們政府要求任何開放,我們政府像是在准許他們來開麵包店一樣地毫無所謂。
在這次談判中,想必中國大陸最得意的,就是我們沒有對他們提出根本性的相對待遇下,就自動棄械,把連書刊發行和書刊零售業都一古腦無條件開放給他們,讓他們攻佔台灣的文化核心。
我們政府,得意的是在金融等行業取得對方多少讓利,在其他行業取得多少遠高於WTO待遇等等。把自己的出版相關產業置於絕境,而毫無所感。

二, 無知偏又黑箱作業

我們沒法要求任何人無所不知,所以也無法要求政府對任何產業都瞭若指掌。但是政府既然要和對岸開啟如此重大的協議談判,應該體認到自己可能在知識與資訊上的不足,應該有計劃、有系統地聆聽產業的需求。但結果卻完全沒有。
文化部說他們有私下電詢一些業者的意見。殊不知今天大陸在台灣的出版相關產業裡早有不少私下投資的對象、代理人,至於在兩岸或直接或間接利益相掛鉤的人,更不知凡幾。
舉辦公聽會,讓所有的人必須在檯面上公開發言,都不見得能認清真實的情況,更何況不辦公聽會,只是私下為之。

三, 切割產業鏈,當進不進,當守不守

中國對出版業有「書號」控制,對印刷業有「書刊准印證」控制,對發行零售有特別「許可」管控,我們政府不思如何突破,只知道接受對岸的現實,某些情況下,還形同為對方政策辯護。
台灣小,中國大,政府和對岸談判,應該為我們打開一個新的市場腹地,新的發展空間。多少年來,多少人期待「大華文出版市場」更為成形,為台灣的出版業者提供一個新的探索天地。這一點做不到,是當進不進。
把原來「團結力量大」的四個出版產業鏈,一一切割,全面失守,使台灣出版產業門戶洞開,把競爭戰場引進自家原先就狹小的後園。這是當守不守。

四, 讓小型業者難逃被消滅或併購的命運

台灣本來就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出版相關產業尤然。
政府為了我們的中小企業著想,應該在相互開放項目上為對方設一些高門檻。現在卻是任憑大陸對我們沿用高門檻,我們對陸資不設任何限制,無條件讓陸資可以來台灣「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任何形式在台灣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服務。
陸資來台做批發、零售,可以提供「跨境服務」;我們去大陸做批發、零售,卻不准「跨境交付」。
諸如此類,我們政府在這次協議中,可能為其他大企業為主的行業製造許多高於 WTO規格的收穫,但是對出版相關產業的許多小企業,卻形同由政府主動製造了大量被消滅或併購的命運。
薛琦政務委員是規劃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人。當我跟薛琦解釋台灣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這些行業都是小企業的現實,難以面對陸資湧入所可能造成的衝擊時,薛琦的回答是:「沒有經濟規模,是大不了的。」
我相信,他沒有說出口的另一句話是:「市場法則,優勝劣敗。」
所以我說,我們許多政府官員,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一份憐憫之心。當然,他們更無從了解:台灣出版相關產業還有些小型業者,是自己主動選擇的。他們原來就是因為自在於台灣有一個可以讓多元小型業者並存的生態環境,所以甘於放棄對規模的追求,而堅持自己相信的一些原則和價值的探索。政府不但不幫大家保持這種生態環境,現在還主動破壞,其傷害可知。

五, 不但閉門造車,而且盲人駕車

這次整個協議中,要說大陸對我們的出版業者有任何些微的示好,不過是多了一句「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建立臺灣圖書進口綠色通道」。但,這只是句空洞而無任何實質保證的虛話。看到我們的政府官員還挺自得地要我們掌握因而產生的「商機」,讓我想到那句「齊人驕其妻妾」。
總之,在出版相關產業鏈上設定的談判目標、策略和方法,我們看到的政府,不但是閉門造車,而且是盲人駕車。
我們不能接受什麼
我一向相信:出版產業最重要的養分,來自於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以及只有在這樣的環境裡才能萌發的特立獨行的創意和勇氣。
我對我自己經營過的任何公司,都以能夠實踐自己這些信念為傲。我對我自己置身的台灣出版產業,也因為目睹、參與過那麼多螞蟻似的小出版公司、小製版廠、小印刷廠、小裝訂廠、小經銷商、小書店共同開發出台灣在整個華文世界為之奪目的熣燦成果,而深以為榮。
我知道,從三十四年前我踏入這個行業之後,我的一切成長,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這個行業給我的滋養。所以,即使我應該是台灣最早和大陸出版同業開始交流的一批人之一;即使我長期和大陸出版同業有許多型態的合作;即使我一向主張台灣和大陸的文化和出版有相對等的開放;即使我相信台灣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本身就是面對大陸同業競爭的最好本錢;即使我相信台灣和大陸出版同業是攜手共同開發國際市場的最佳搭檔,但我沒法接受政府這樣把出版相關產業只為開放而開放,毫無原則的開放,毫無知識與常識的開放。政府這次的所作所為,已經不是「開放」,而是「讓渡」,或是任何你能想到更嚴重與不堪的字眼。
所以我不能不說話。
我相信所有和台灣出版產業共同走過這幾十年的人;共同看著出版和我們的社會一起演化,看著出版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又活潑了出版的所有的人,不能不說話。
這不只是台灣過去二十年自我閉鎖,袖手旁觀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各行各業都相形之下被動而居於下風的現實中,唯一還讓大陸艷羨的領域。
這是我們唯一,也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
不能讓一群對歴史沒有縱深視野,對文化沒有價值體認,對開放沒有戰略思維的官僚所糟蹋。
時間還來得及,我們必須採取的行動
很多人說:協議都簽下去了,還能怎麼辦?
還來得及。因為行政部門簽過的協議,還要過立法院這一關才能生效。
原先,政府希望簽署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後,因為不涉法律,所以送到立法院只要備查,即可生效。
現在,因為社會的反感太大,不但在野黨,連執政的國民黨立院黨團也同意進入「實質審查」,也就是逐條檢查討論。
政府迫於壓力,說他們尊重立法院的決議,可以「逐條審查」,但是要「包裹表決」。他們說,簽好的協議,如果只針對其中部份內容做調整,無法向對方交待,所以到了最後表決的時候,必須不是全部照原案通過,就是全部被否決。
所以,接下來政府一定會找出一些肯定這個協議的聲音,當作後盾,然後要國民黨立委發揮在立法院佔多數的優勢,在包裹表決中力挺全部照原案通過。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不能讓他們「包裹表決」。我們願意相信政府在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可能為某些行業爭取到了很有利的條件,但我們也很清楚政府為(至少)出版相關產業製造了多大的傷害。所以我們就是要就事論事,不能概括承受;就是要在逐條審查之後,要刪的地方就刪,要改的地方就改;就出版相關產業的立場,就是要他們把「印刷及其輔助服務業」、「書籍、文具批發業」、「書籍、文具零售業」這三個行業在大陸沒有相對等的開放之前剔除。政府說什麼很難要求對岸重啟談判,那是他們的事,讓他們自己去處理。
我已經致函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提醒他們要在兩岸政策的制定上,「積極參與,縝密監督」。我也已經請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要嚴格把關。

這兩天,也有人問我:「你不是馬英九總統聘請的國策顧問嗎?這樣去和民進黨談,妥當嗎?那為什麼不乾脆辭掉國策顧問呢?」
我在二○○九年同意馬總統的聘請,擔任國策顧問時,就有一個自我期許:我是中華民國的國策顧問,而不是為了協助國民黨執政順利的國策顧問。我對總統的任何建言,都是為了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發展,別無其他。
也因為如此,我從一開始就和馬總統說明立場,我給他的任何建言,除非涉及機密,否則一律會以公開信方式提出。這是各位經常看到我公開信的原因,也是我在去年總統大選後,除了給國民黨當選人寫信,提醒他接下來要注意的事情之外;也給民進黨落選人寫信,提出對她期許的理由。
近一年來,我長住紐約。最近回國,同事提醒我看六月十二日的新聞,才得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涉及開放印刷業的事。我在六月十七日給馬總統及行政院長與三位部會首長寫信,提出我的建言,未獲回應。二十日得知次日就要簽約了,趕快寫了<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及後續一文,並且聯絡民進黨。
我的國策顧問任期還沒到,所以我還會善盡這個身分的責任。接下來,也會再拜訪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賴士葆委員,請他和他的同黨立法委員,善盡把關的責任。
不論你是否出版相關產業的公、協、基金會代表人;
不論你是否出版或印刷或發行或書店的負責人、發行人;
不論你是否在出版產業鏈裡做總經理、總編輯、主編、業務副總、業務經理、企宣經理、財務經理;
不論你是否只是掛名編輯、美術設計、印務、發行、媒體企劃、通路聯絡;
不論你經營的是否連鎖書店、獨立書店、總經銷、地區經銷;
不論你是否只是在製版廠、印刷廠、上光廠、裝訂廠的哪個環節裡的小螺絲釘;
不論你是否和出版業相互依存的文字創作者、圖像創作者、翻譯工作者、外包編輯、設計工作室,
如果你同意我今天所說的並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你同意台灣的出版產業已經被政府送上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那就請從現在起,打電話、寫信給每一個你認識的民進黨立法委員,要他們認真把關;打電話、寫信給每一個你認識的國民黨立法委員,要他們不能聽從上命,當歴史的罪人。並且最實際地告訴他們,否則你不會再投票給他!
我們就這樣開始行動吧!並且聯絡每一個我們認識的人來一起行動!
我們自己的產業,我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就自己來救!
現在是六月二十四日早上九點。

郝明義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

附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

現在是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十五分——馬總統應該暫停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理由

C 出版I 反黑箱服貿

寫作背景

六月二十日下午我在立法院由民進黨總召柯建銘陪同開了記者會後,總統府很快有了回應。楊進添秘書長打電話給我,說這次負責規劃服貿協議的是政務委員薛琦,稍晚薛琦會打電話再跟我說明詳情。

那晚,薛琦和我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電話。

我和薛琦不熟,但是舊識。我知道他在財經專業上風評很好,也因為他一向和氣的風度而很尊重他。薛琦打電話來,開頭先談他最近讀我在《今周刊》上的專欄文章,語氣親切。

日後,很多人遇見我,都會談我寫的第一篇文章、開那第一槍。但是回想起來,對我來說,可能第二篇文章才更關鍵。

我是個民間業者,當時在中國大陸還有個公司。要出面反對印刷業對中國大陸開放,就不得不把對岸出版和印刷的關係講透。而講透,總是不便。

那個晚上和薛琦通完話後,我曾經考慮過,是否不要再碰此事了。我畢竟已經發聲,拉了警報。而大家是否一起有所行動,不是我能決定的。當然,「國策顧問」的頭銜對我是個責任。可是下午在立法院就已經有記者在問我要不要辭職了。所以,我可以乾脆馬上辭掉這個職位。那麼,我可能不必覺得對此事再有什麼責任,可以比較心安地放下此事不管了。

但是和薛琦通話的過程,的確讓我心頭相當激動。

薛琦顯示的一些政府官員在知識上、心態上的傲慢,固然是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在於透過薛琦,我聽出連他也是半路接手的,我可以感受到其實他雖然說是「負責」服貿協議此事,但實際上負不了什麼責。而這個服貿協議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是一個黑箱。那天下午在立法院,我很訝異地聽民進黨立法委員說他們都不知道服貿協議是什麼內容。可他們看我訝異的樣子,就說連國民黨立法委員也都被蒙在鼓裡,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是不知輕重地兒戲,並且兒戲慣了。那年年初,行政院長陳沖下台,是總統府半夜發個傳真通知大家。可兒戲在國內倒也罷了,怎麼能在關係我們生死大事的兩岸政策上也如此兒戲?

那個夜裡,我還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來電。今天下午我在立法院的記者會,他們也透過網路傳播知道了。我的朋友急切地問我現在情況如何,說一些朋友都為台灣感到緊張,現在都「炸了鍋」地討論此事。他問我有沒有多找一些同業發聲,還提了一個人的名字,提醒我去找他加入。我說那人和我的看法不大一樣,他「哦」了一聲。

我很感謝他打來給我加油。這一篇文章的某些內容,就是他提醒我的。

總之,那天大約半夜過了不久,我決定撩落去。我不辭國策顧問,繼續講我該講的話。

就這樣,我寫了第二篇文章。真正決定我繼續走下去的,是這第二篇文章,不是第一篇。

 

 

馬總統:

昨天傍晚,總統府楊進添秘書長奉 閣下之命打電話給我,說已經知道昨天下午我發表的文章<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並說明負責規劃此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是薛琦政務委員,會由薛琦再向我說明詳情。
後來我和薛琦通了很長時間的電話。
這次我會先寫信給 閣下,再在昨天發表文章並開記者會,其實都不是我基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任何所知,而只是我在報端看到這個協議裡涉及印刷業,而印刷業又和我自己置身的出版業密切相關,所以我的一切發言,都是圍繞著印刷業來進行。我反對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純粹是由印刷業所看出來的問題,不涉任何其他行業。
和薛琦談話之後,我第一次對政府如何規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了一些認識。所以今天這封信,我想從比較大的範圍來談我的觀察。
我先說結論。
透過薛琦政務委員,我看到政府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決策和作為是:

.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以下分別說明。

.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政府援引太多WTO談判的經驗與規則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上,卻忘了如果真的可以移植那麼多WTO的經驗與規則,我們為什麼還要有特別的兩岸關係條例?
這種輕忽,固然和以薛琦政務委員為代表的許多政府官員的學者背景或性格有關,我認為 閣下可能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閣下第一次就任總統不久之後,我和另外兩位人士曾經和 閣下有過一次談話。當時,我們就提醒 閣下,兩岸交流的談判極為敏感,所以政府最好把一切兩岸交流的談判都公開化、透明化,主動向在野黨簡報、說明,一方面凝聚台灣的共識,另一方面也可取得在野黨的某種背書。
閣下當時做了筆記。
但後來政府的作為,完全背道而馳。《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成了政府的黑箱作業,造成在野黨的激烈抗爭。如果 閣下及身而為,示範 閣下對兩岸事務的重視與敏感,那麼不但可以免除今天許多紛擾,我相信其他政府官員也會及早體認到兩岸事務的談判,不能只是挪用WTO談判的經驗與規則。

.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到底我方要開放哪些行業?對方要開放哪些行業?到昨天下午,民進黨立委說他們連到底有多少行業的詳細數字都沒有人知道,連國民黨立委也沒有人知道。
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與理解的。昨晚我向薛琦求證,他說許多事情涉及敏感,有些東西除非簽成,不會公佈。
我問他政府有沒有任何單位的網頁上可以看到雙方協議開放的行業有哪些?他說沒有。他還以開放「醫院」為例,說那是大陸要開放給台灣去開設醫院,不是台灣要要開放大陸業者來開醫院。民進黨是搞錯了。
我說這些種混亂臆測的起源,都是因為政府沒有事先公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行業內容,是政府的責任。
薛琦承認這是一項疏漏,但說那不是他能負責的。

.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薛琦花了很多時間向我解釋這次為什麼要對大陸開放印刷業,以及他為台灣業者在大陸爭取到可以先進行商業印刷的種種優惠條件等。
至於我在上一篇文章所強調的「書刊准印證」,他說那是一種「非關稅障礙」。「非關稅障礙」是要花時間排除,但是要先互相開放之後才能再談下一步怎麼排除。
他對中國大陸印刷、出版相關事務的了解,真是少到可憐。
中共當年之起家,就是因為在和國民黨的抗爭中,是以宣傳和出版爭取到知識份子和民眾的同情,所以深知思想武器的重要,直到今天都百業、千業開放,但絕不開放出版,以及書刊印刷,並用「書刊准印證」來控管。
我們的政府官員以爭取到中國大陸開放商業印刷就引為成就,那是無知。
我們的政府官員竟然只把「書刊准印證」看作是一種「非關稅障礙」,那是愚痴。
對我們來說,則是一種深沉的悲哀。

.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薛琦對出版業和印刷業,可以說完全不了解。
昨晚,他留了一句可以流傳的名言:「台灣從廢除出版法之後,就沒有出版業了。」
當然,我和他辯論了好一會兒之後,他願意修正他的說法了。他也謝謝我幫他Pick Up(重新檢回來)一點:出版和印刷是Twin(雙胞胎)。
我問他:「如果今天晚上我們談了這麼久,你才 Pick Up 回來這一點,那請問你之前和對方去談判的時候到底又立於什麼基礎?」
薛琦沒回答。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官員對出版和印刷的認識是如此之淺薄,卻敢如此代表產業去和對方談判這個那個?
我問他有沒有針對印刷業開過公聽會。他說沒有,但他相信印刷業者會「很高興」。
我又再問他:那出版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呢?你們用什麼基準來判斷互相開放與否?如何評估對產業的影響?
薛琦的回答是:不需要做這些。因為只要根據WTO,普世性該開放的行業,就都該開放。何況,太多行業,要做這麼多調查研究,做不完。
閣下的許多政府官員,經常被批為有一種知識的傲慢。
我是昨天晚上第一次有了親身的體會。

.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我跟薛琦解釋台灣的出版產業鏈條,說明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這些行業都是小型企業的現實,以及一旦有大陸資本湧入時所可能造成的衝擊。
薛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回答,就是:「沒有經濟規模,是大不了的。」我相信,他沒有說出口的另一句話是:「市場法則,優勝劣敗。」
由這裡可以看得出來,我們許多政府官員,尤其是這次參與規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政府官員,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一份憐憫之心。
以出版相關產業來說,台灣絕大部份是小型業者,主要是台灣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天然障礙所致。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幫產業往外尋找出路(出版相關產業就是中國大陸),擴大市場腹地,輔助我們成長;而不是把陸資引進台灣這個原本就狹小不堪的地方,然後面對小型企業被併購或被消滅的可能,只是說一句「沒有經濟規模,是大不了的。」
何況,台灣出版相關產業還有些小型業者,是自己主動選擇的。他們原來就是因為自在於台灣有一個可以讓多元小型業者並存的生態環境,所以甘於放棄對規模的追求,而堅持自己相信的一些原則和價值的探索。生態環境一旦產生劇變,這些構成台灣原本美麗形貌的小型業者,也要面臨危機。
這些,當然就更難以在薛琦的考慮之內,我昨天也沒再多說。

最後,薛琦跟我說:他已經比較了解我為什麼對印刷業放進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這麼多意見。他們一定會把向中國大陸爭取商業印刷之外的「書刊准印證」當作下次談判的Top Priority(第一優先)事項來處理。但總要先簽了這次的協議之後,才能有下次再談判的立足點。

我跟他說:沒有,你還是不了解我說出版產業鏈為什麼要和對方綑綁談判的原因。並且,我也完全不相信你們有能力在下次的談判桌上能把「書刊准印證」端上木檯面。我說,我不但反對六月二十一日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還更堅定了。薛琦說,如果最後一刻不簽,相關的影響太大,無法預料。
我說:我當然知道這不是你的層次能決定的事情。我們的談話大致就在那裡結束了。

馬總統,現在只有 閣下能決定暫停簽約的這件事情了。
我願意總結一下我為什麼認為現在不該也不能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理由。不只是像昨天以前光從一個出版業者的角度。

過去,李登輝總統及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代,採行鎖國政策,打「碉堡戰」,封閉了自我,也錯過了在兩岸關係上及早取得戰略優勢的機會。此所以大家在二○○八年以高票讓 閣下當選,渴望 閣下能引領台灣打出「突圍戰」,為台灣走出一條新的生路。但早如我之前提醒 閣下的,如果「突圍戰」的戰略、人事、戰術充滿矛盾與混亂,則要注意突圍不成,反遭殲滅的風險。而從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的風波,則可以當作一個個案,清楚看出我們政府現在在兩岸政策上種種混亂與不當的決策和作為。

.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這相當於沒有認清突圍戰是生死之戰。

.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要打突圍戰,卻不給自己任何人看突圍的地圖和路徑。

.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這是對突圍方向的雷區和深水區毫無知識。

.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結果不但不知道如何整合、加強自己後方的力量,還後門洞開,引軍入境。

.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形同沒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身家性命當一回事。

我已經努力把要說的話都說明白了。剩下的,就請 閣下就做決定吧。
現在是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十五分。

郝明義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

 

後續發展

我在六月二十日去立法院開記者會的時候,寫了封信給當時的民進黨蘇貞昌主席。提醒他民進黨對兩岸政策要積極參與,縝密監督。當時交由柯建銘代轉。

第二天早上,在我把第二篇文章發出不久,接到蘇貞昌辦公室打來的電話。他們說《自由時報》把新聞做得很大,上了頭版,問我看了沒,我說還沒有。後來,蘇貞昌再打來,說他昨天不在台北,問我能不能今天再找王榮文一起開個記者會。

於是我們一起在華山對馬總統又喊了一次話。當然沒有作用。服貿協議還是在那天下午兩點簽了。

這篇文章所歸納的馬政府所犯的五個錯誤,後來被在野黨及媒體多所引用。

而後來的情勢發展,很快地證明了薛琦真的不是「負責」的人。馬總統帶著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到各處奔波救火,沒看到薛琦以「負責」的人身分出面。而到了二○一四年年初,行政院宣布內閣改組名單,薛琦也赫然在內。

現在回頭看這篇文章,覺得火氣實在大了一些。有些遣詞用字,尤其對薛琦,可以再和緩一些。如果是今天寫,我會表達同樣的內容,但不會那麼尖銳。

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如何阻止政府在兩岸文化政策上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地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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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二○一三年六月中旬,我從紐約回到台北。回來第一天,就因為招待美國客人吃壞了肚子,鬧出了腸胃炎。當晚去急診,在醫院裡又被傳染了感冒。

幾件事情一起發作,我過了痛苦又折騰的一個星期。那個周末,我本來該回北京和家人相聚,但是看我的燒還沒退,醫生要我先別出國。

於是我決定留在台北休養一下。

周末陽光很好,我躺在客廳沙發上,貓咪在我腳旁,瀏覽好幾天沒細看的電郵。這時,同事轉來的一個《旺報》的報導跳進眼裡。

Exif_JPEG_PICTURE《旺報》的這一則新聞,讓我意外地注意到「服貿協議」。翻拍自2013年6月12日《旺報》。(編輯部攝影)

 

 

如此,我第一次得知台灣即將和大陸簽一個叫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的東西,也知道大陸的印刷業會因為這個協議,而以很不對等的條件進入台灣。以我對出版業相關的了解,以及我多年來對中國大陸出版的認識,再加上那年二月初我和馬英九總統討論的一些議題,使得我馬上對政府為什麼會做這個決策,其背景,以及如此隱蔽的作法,都產生了很大的疑問。

我當天寫了一封信給馬英九總統。副本給行政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希望有個機會討論。接下來幾天,我密切注意相關的新聞,《聯合報》有個報導說這個協議簽訂在即,並且開放陸資來台的政策將有重大轉變,過去的正面表列將從下半年改為負面表列。但是看不出這個協議到底何時要簽,只感到山雨欲來。

 

聯合報新聞「服貿協議」簽訂之前,保密到家。《聯合報》這則新聞讓我感到山雨欲來。翻拍自2013年6月18日《聯合報》。(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總統府沒有回音。沒有任何部會有任何回音。

接下來幾天,我身體逐漸好轉,就直接聯絡了當時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她約我六月十九日那天傍晚去文化部和他們開會,龍應台跟我解釋了他們也是在最後一刻才得知印刷業被包括進服貿協議裡。是政務委員薛琦出面通知這個安排,他們也無能為力。

我問龍應台這個協議是什麼時候簽。

她告訴我:就在後天,六月二十一日。

我吃了一驚,無話可說,就決定離開。我看看龍應台,說:「那只能訴諸輿論了。」

就在那天晚上回家之後,我趕寫了這一篇〈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的初稿。

 

各位朋友:

不知道你是否看到這個新聞: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前夕,驚爆服貿協議開放大陸印刷服務業來台,主管部門事先未被告知!服貿協議,我方同意大陸印刷服務業比照台灣在WTO所做承諾來台,等於是全面開放,由於大陸印刷與出版業是「打包」經營,一開放恐將使大陸出版品大舉登台,台灣出版業面臨強大競爭。
對此,主管部會的官員11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該部會事先對此並不知情。據悉,之前披露遭議的美容美髮業開放也有類似問題,部會多頭馬車互踢皮球,缺乏統整與協調,導致開放項目的評估與因應都未臻完善。……

(六月十二日《旺報》,詳情請點此連結

不論你是在出版、印刷、書店,或者發行通路裡工作的人,還是作者、設計者,還是一個只是愛進書店、愛買書的人,都應該知道:有一件對我們影響巨大的事情,就要在政府決策沒有戰略思維,部會之間欠缺溝通,對民間聲音毫不尊重,對大陸談判守不住底線的狀態下,馬上就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發生了。

台灣的出版市場腹地狹小,出版、印刷、書刊零售、書刊發行這些相關聯的環節,不但分屬不同行業,並且就規模而言,絕大部份都是小型業者,甚至奈米型業者。然而,由於出版最重要的土壤和養分是自由和開放的環境,所以隨著台灣幾十年民主化的發展,眾多創作者和小型出版業者不但沒有受囿於市場規模的侷限,反而以多元多樣的靈活視野和心態,寫下了偉大的篇章,也帶動了印刷、書刊零售、書刊發行等整個產業鏈的發展。

中國大陸則不同。不但市場規模大,出版、印刷、書刊零售、書刊發行四個行業統整為一,均為新聞出版總署所主管,並且任何一個省級的出版集團,莫不同時經營這四項業務,擁有這四個行業豐沛的資源,創造出四頭一身的規模經濟。

幾十年來,台灣出版業希望的、期待的、等待的、夢想的,就是有一天中國大陸能夠對我們有所開放,形成一個大華文市場的腹地,讓我們也有機會在大陸把出版相關的產業鏈做新的發展。

當然,任何人都知道,由於中國大陸對意識型態的重視與管制,這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不正因為如此,從馬英九總統就任之後,因為新的政府開放了三通,開放了兩岸文化交流,所以我們應該期許政府應該做出一點和過去不同的突破嗎?

現在從政府馬上要在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就要和中國大陸簽的「服務協議」,尤其是其中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印刷業來看,明顯地看出不但沒有突破,還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地倒退。

政府不但沒有把台灣出版業原來就相形弱小的四個產業鏈「綑綁」起來和中國大陸談判,竟然還配合中國大陸一向的談判策略,把四個產業鏈「切割」開來,先挑印刷業來談。這是愚昧。
退一步來說,就算要談印刷業,起碼要談出兩岸對等的開放。照現在要簽的協議,陸資來台投資印刷,可以印刷任何事物,當然包括任何書籍雜誌。但是台灣業者要去大陸投資印刷,卻還是拿不到渴望多少年不可得的「書刊准印證」,只能印些包裝紙材及宣傳物出版品。這是無能。
再退一步來說,對台灣印刷業影響如此重大的事情,起碼應該公開討論,對印刷業者,對出版相關產業鏈上下游業者舉辦公聽會,聆聽大家的聲音與需要,再調整一些談判底線。但是我們的政府部會沒有給同業任何這種公開討論的機會。這是粗魯。
台灣的印刷業者,一如我們出版產業鏈的任何其他環節的業者,都是小資本、小人力運作。這是我們的弱點,其實也是我們的特長。何況,只要政府能幫業者談到去大陸做印刷可以拿到「書刊准印證」,台灣再小的印刷業者也必能找到豐沛的資金和人才去擴展新的市場版圖。現在政府不做此想,竟然有官員主張「把大陸資金引進台灣,可以協助台灣印刷業擴大規模及技術升級,活絡市場」,這是自我感覺良好。

如果任憑我們的政府官員如此簽下此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有關印刷的條文,顯而易見的危機有三:

一, 出版產業鏈條被切割談判之後,中國大陸未來將沒有任何理由需要和我們談判出版本身的環節。我們自己最核心、最有特色的出版,將不再有機會開拓大陸市場;台灣等待多年的大華文市場,形同泡沫;

二, 反過來,台灣出版產業鏈條被零碎切割後,倒製造了給對岸出版相關業者進來的縫隙。各個四頭一身的出版集團,可以配合這些縫隙來轉換面目進入台灣,對台灣的出版產業鏈條逐步產生實質的影響力,我們原來就小型、奈米型的業者,形同以卵敵石,難逃被消滅或併購的命運,而失去自我茁壯;

三, 如此,不只是產業生態會變化,更重要的,原來我們引以為傲的自由、開放、多元、多樣的出版面貌,以及閱讀選擇,也勢必會產生質變;

四, 在兩岸政策上,政府這種「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地倒退」如果能如此輕易過關,接下來還不知道要伊於胡底。

現在,離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到二十四小時了。

我們主事的經濟部,說是大陸簽約的代表團都到了,不可能再改變。
我們的文化部,說他們無能為力。
經濟部及文化部以上更高層次的政府決策者,有他們各自在忙的事情,沒有回答。

我們該怎麼辦?

我的建議是:
一,請政府立即就明天要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有關雙方相互開放印刷的部份,爭取到平等的待遇。大陸開放給台灣去投資印刷業務時,不但應准許參與出版物的印刷,並應該保證給予「書刊准印證」。不要自我矮化、退縮。
二,如果說《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個包裹協議,不能臨時局部修改,那就請政府暫停本協議的簽約。不論用任何理由都暫停,全面通盤檢討再決定下一步。

如果你贊成這個建議,

一,請到這篇文章公佈的這個網址http://goo.gl/APoRh
按一個「讚」,讓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

二,請把這封信轉寄給你的朋友,你認識的人,讓每一個人都把這封信送給他支持的立法委員,不論是在野黨還是執政黨的。請他們協助攔下政府這種「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地倒退」的作為。

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

郝明義

中華民國六月二十日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

按此下載本文pdf檔及六月十二日《旺報》新聞

 

後續發展

我幾乎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先去找一位雜誌界的朋友談了一下。當時還是很懵然,不知道怎麼行動才恰當。

回到公司後,我關在房間裡把全文寫完,想到去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出版、雜誌同業,大家共同具名發表。

我打電話給遠流出版的王榮文先生。近十年來,我因為參與一些出版業的公共活動,而和他有比較密切的來往。王榮文對出版業的了解十分深入,所以只是在電話裡聽我解釋了情況之後,就說算他一份。然後我又找了三位。其中兩位一直沒有回話,另一位則說不宜出面。

我想:如果這篇文章只有出版界兩個人來具名,力量太不足了。但時間如此緊迫,我不可能再另找他人。我又突然想到我有一個「國策顧問」的職銜。那,就我一個人來吧。我打電話給王榮文說明情況,並問他是否認識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王榮文說聽我決定,他都支持,即使只是我個人具名發表,他還是為我站台,陪我一起去立院。他的慷慨,我感謝。

柯建銘也很快就答應了。

那天下午,我們去了立法院,在民進黨立院黨團辦公室召開記者會,發表了這篇文章。寫文章的時候,我原本以為是對岸的人來台灣簽署協議。後來民進黨立委告訴我,才知道是我們的代表團去上海簽。

當天下午,這篇文章也貼在自己的Facebook上。也就在一個晚上,引起了巨大的回響。

第二天,馮光遠、鴻鴻等人也上凱道抗議服貿,成為新聞焦點。

我以為這篇文章多少可以對政府在最後一刻產生些提醒的作用,結果卻完全沒有作用。但這篇文章,成為日後所謂的「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

後來我一直很好奇。如果我不是因為那個星期吃錯了東西,在醫院裡幾乎待了一個禮拜,無法去北京,因而在家瀏覽信件,無意中看到那則服貿協議的新聞,事情又會如何發展?

如果那個周末我去了北京,就算我還是在電郵裡看到那則新聞,很多事情也都難以那麼回應。

人生,總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