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有家雜誌來訪問我，談生命裡影響深刻的女性。

除了我的母親，我想著，心頭浮現了一個人影，於是大致講了這樣一段故事。

我在韓國釜山出生，讀小學、中學，然後來台灣讀大學。

中學的時候，有個級任導師。名叫池復榮。

池老師個子矮矮的，戴圓圓的眼鏡，神色和藹。她講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不是中國人。

她父親是韓國抗日名將，因此她在中國東北成長，輾轉大江南北。

池老師除了是級任導師外，也教我們韓文。

我和她真正學到的，卻是另外兩件事。

我學的第一件事情，在一堂週會課上。

每個星期二下午的最後一堂，是級任導師擔任的「週會」課。那天黃昏，夕陽從後面的窗口灑進來，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們在練習開會的議程。我提了一個案，進入表決的程序。由於沒有人舉手贊成，我覺得很尷尬，就嚷著說算了，我也不投了，撤消這個提案。

池老師站在教室最後一排。我沒看到她的人，但聽到她說話的聲音：「郝明義，你不能說就這樣算了。就算沒有一個人贙成你，你還是要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紅耳赤地舉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

到底提了什麼案，同學那麼不捧場，已經毫無記憶。但那一堂課，影響我深遠。不論日後求學，還是出來社會工作，每當我興起什麼別人認為荒唐的念頭，或是沒法接受的構想時，總會有個聲音提醒我：「就算沒有一個人贊成你，你還是要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學的第二件事情，在一次郊遊。

我們去一個沙灘。同學戲水，我就在岸邊負責看管大家的鞋子。閒來無事，惡作劇把鞋子藏進沙裡。

要回家的時候，大部份鞋子都找到。有一隻，卻就是找不出來。我無地自容，但毫無助於鞋子的出現。天色越來越暗，場面有點混亂，出現了一個人。個頭不小，酒氣醺醺，手上拎了個東西，就是那隻鞋。我們跟他要，他就不給，欺負我們孩子。

這個當兒，池老師過去了。她矮矮的個子還不到那人的肩膀。她很簡單地說了幾句話，要鞋子。醉漢嬉皮笑臉的，有點不三不四。這個時候，突然「啪」地一聲，她揚手給了那人結實的一記耳光。

聽多了不要惹韓國醉漢，我心懸在半空。

晚風中，池老師站在那人面前，一動不動地看著他。接下來，那個醉漢把鞋子交給她，咕噥了一聲，走了。

太神奇了。一個個子那麼矮小的女人，可以堅定地給一個大漢那麼一巴掌。

那一巴掌，也像一粒種子，在我心裡慢慢地發芽。事實上，只有多年後，我才感受到其中的力量：當你義無反顧的時候，不論對方是何種龐然巨物，不論你多麼矮小，照樣可以迎面給他一巴掌。

是的，池老師教我的，就是這兩件事情。不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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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記得在那次訪問之前，曾經整理過對池老師的感想。

會在那個時刻清楚地整理出這段故事、一些心得，事後想來，只是時間到了。

於是我才想起，高中畢業之後，我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過她。何況，除了那兩堂永難磨滅的課之外，還有一件事情我也不能忘記。

要來台灣讀書的時候，家境並不寬裕，因此有兩位老師曾經送我一些盤纏。池老師是其中之一。今天說來金額不大，當時的價值和意義非比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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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開始試圖聯絡池老師。

我們從釜山華僑高中畢業不久之後，她也離開了僑中，離開了釜山，全家搬到漢城附近。

很幸運地，我和她又聯絡上，也寄了那篇接受訪問的文章給她。

更高興的是，不久她來台灣參加一個和抗戰有關的紀念活動。我和池老師久別重逢。那年她七十來歲，原來就矮的個子有點彎了。上了年紀，笑起來更和藹，但和藹中還是有那份堅定。

當時我已經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總經理，有機會在台灣接待她，難掩欣然之情。

臨別的時候，我問池老師未來有什麼計劃。

她提到東北。由於童年跟著母親在東北長大，她想趁著餘日無多，回去看看，因此正在安排一個去東北的計劃。

聽了她的東北計劃之後，暗喜終於等到了一個可以實際回報她的機會。當面我沒說什麼，等她回韓國之後，就匯了一筆錢給她，表示是我的一點心意，請她充作東北之行的一些旅費。

做了這件事情之後，隱約覺得心頭放下了一顆石頭。事實上，應該說是很天真地以為：當年受到的恩情，多少回報了一些，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可能也因為如此，後來連她旅途如何、有何感想，也沒記得問她。

池老師再沒有消息，我也沒再寫信。從某個角度而言，自以為和池老師的關係，已經畫上了一個美好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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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人生旅程波波折折，有得有失。

雖然也偶爾會想起她，但是等到再一回首，認真地計算一下多久沒有和她聯絡，這才發現已經又是好長一段時間過去了。

這時，是一九九七年中，我的工作和家庭都有了很大的變化。

在慚愧中，靦腆了一陣，我提筆又寫封信給她，解釋近幾年的情況。

寫信的時候，我很擔心她會不會已經不在了。

我不知道的是：還有一個故事，這才要開始。

—-摘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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