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背景

六月二十日下午我在立法院由民進黨總召柯建銘陪同開了記者會後，總統府很快有了回應。楊進添秘書長打電話給我，說這次負責規劃服貿協議的是政務委員薛琦，稍晚薛琦會打電話再跟我說明詳情。

那晚，薛琦和我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電話。

我和薛琦不熟，但是舊識。我知道他在財經專業上風評很好，也因為他一向和氣的風度而很尊重他。薛琦打電話來，開頭先談他最近讀我在《今周刊》上的專欄文章，語氣親切。

日後，很多人遇見我，都會談我寫的第一篇文章、開那第一槍。但是回想起來，對我來說，可能第二篇文章才更關鍵。

我是個民間業者，當時在中國大陸還有個公司。要出面反對印刷業對中國大陸開放，就不得不把對岸出版和印刷的關係講透。而講透，總是不便。

那個晚上和薛琦通完話後，我曾經考慮過，是否不要再碰此事了。我畢竟已經發聲，拉了警報。而大家是否一起有所行動，不是我能決定的。當然，「國策顧問」的頭銜對我是個責任。可是下午在立法院就已經有記者在問我要不要辭職了。所以，我可以乾脆馬上辭掉這個職位。那麼，我可能不必覺得對此事再有什麼責任，可以比較心安地放下此事不管了。

但是和薛琦通話的過程，的確讓我心頭相當激動。

薛琦顯示的一些政府官員在知識上、心態上的傲慢，固然是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在於透過薛琦，我聽出連他也是半路接手的，我可以感受到其實他雖然說是「負責」服貿協議此事，但實際上負不了什麼責。而這個服貿協議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是一個黑箱。那天下午在立法院，我很訝異地聽民進黨立法委員說他們都不知道服貿協議是什麼內容。可他們看我訝異的樣子，就說連國民黨立法委員也都被蒙在鼓裡，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是不知輕重地兒戲，並且兒戲慣了。那年年初，行政院長陳沖下台，是總統府半夜發個傳真通知大家。可兒戲在國內倒也罷了，怎麼能在關係我們生死大事的兩岸政策上也如此兒戲？

那個夜裡，我還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來電。今天下午我在立法院的記者會，他們也透過網路傳播知道了。我的朋友急切地問我現在情況如何，說一些朋友都為台灣感到緊張，現在都「炸了鍋」地討論此事。他問我有沒有多找一些同業發聲，還提了一個人的名字，提醒我去找他加入。我說那人和我的看法不大一樣，他「哦」了一聲。

我很感謝他打來給我加油。這一篇文章的某些內容，就是他提醒我的。

總之，那天大約半夜過了不久，我決定撩落去。我不辭國策顧問，繼續講我該講的話。

就這樣，我寫了第二篇文章。真正決定我繼續走下去的，是這第二篇文章，不是第一篇。

 

 

馬總統：

昨天傍晚，總統府楊進添秘書長奉 閣下之命打電話給我，說已經知道昨天下午我發表的文章＜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並說明負責規劃此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是薛琦政務委員，會由薛琦再向我說明詳情。
後來我和薛琦通了很長時間的電話。
這次我會先寫信給 閣下，再在昨天發表文章並開記者會，其實都不是我基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任何所知，而只是我在報端看到這個協議裡涉及印刷業，而印刷業又和我自己置身的出版業密切相關，所以我的一切發言，都是圍繞著印刷業來進行。我反對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純粹是由印刷業所看出來的問題，不涉任何其他行業。
和薛琦談話之後，我第一次對政府如何規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了一些認識。所以今天這封信，我想從比較大的範圍來談我的觀察。
我先說結論。
透過薛琦政務委員，我看到政府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決策和作為是：

．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以下分別說明。

．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政府援引太多WTO談判的經驗與規則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上，卻忘了如果真的可以移植那麼多WTO的經驗與規則，我們為什麼還要有特別的兩岸關係條例？
這種輕忽，固然和以薛琦政務委員為代表的許多政府官員的學者背景或性格有關，我認為 閣下可能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閣下第一次就任總統不久之後，我和另外兩位人士曾經和 閣下有過一次談話。當時，我們就提醒 閣下，兩岸交流的談判極為敏感，所以政府最好把一切兩岸交流的談判都公開化、透明化，主動向在野黨簡報、說明，一方面凝聚台灣的共識，另一方面也可取得在野黨的某種背書。
閣下當時做了筆記。
但後來政府的作為，完全背道而馳。《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成了政府的黑箱作業，造成在野黨的激烈抗爭。如果 閣下及身而為，示範 閣下對兩岸事務的重視與敏感，那麼不但可以免除今天許多紛擾，我相信其他政府官員也會及早體認到兩岸事務的談判，不能只是挪用WTO談判的經驗與規則。

．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到底我方要開放哪些行業？對方要開放哪些行業？到昨天下午，民進黨立委說他們連到底有多少行業的詳細數字都沒有人知道，連國民黨立委也沒有人知道。
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與理解的。昨晚我向薛琦求證，他說許多事情涉及敏感，有些東西除非簽成，不會公佈。
我問他政府有沒有任何單位的網頁上可以看到雙方協議開放的行業有哪些？他說沒有。他還以開放「醫院」為例，說那是大陸要開放給台灣去開設醫院，不是台灣要要開放大陸業者來開醫院。民進黨是搞錯了。
我說這些種混亂臆測的起源，都是因為政府沒有事先公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行業內容，是政府的責任。
薛琦承認這是一項疏漏，但說那不是他能負責的。

．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薛琦花了很多時間向我解釋這次為什麼要對大陸開放印刷業，以及他為台灣業者在大陸爭取到可以先進行商業印刷的種種優惠條件等。
至於我在上一篇文章所強調的「書刊准印證」，他說那是一種「非關稅障礙」。「非關稅障礙」是要花時間排除，但是要先互相開放之後才能再談下一步怎麼排除。
他對中國大陸印刷、出版相關事務的了解，真是少到可憐。
中共當年之起家，就是因為在和國民黨的抗爭中，是以宣傳和出版爭取到知識份子和民眾的同情，所以深知思想武器的重要，直到今天都百業、千業開放，但絕不開放出版，以及書刊印刷，並用「書刊准印證」來控管。
我們的政府官員以爭取到中國大陸開放商業印刷就引為成就，那是無知。
我們的政府官員竟然只把「書刊准印證」看作是一種「非關稅障礙」，那是愚痴。
對我們來說，則是一種深沉的悲哀。

．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薛琦對出版業和印刷業，可以說完全不了解。
昨晚，他留了一句可以流傳的名言：「台灣從廢除出版法之後，就沒有出版業了。」
當然，我和他辯論了好一會兒之後，他願意修正他的說法了。他也謝謝我幫他Pick Up（重新檢回來）一點：出版和印刷是Twin（雙胞胎）。
我問他：「如果今天晚上我們談了這麼久，你才 Pick Up 回來這一點，那請問你之前和對方去談判的時候到底又立於什麼基礎？」
薛琦沒回答。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官員對出版和印刷的認識是如此之淺薄，卻敢如此代表產業去和對方談判這個那個？
我問他有沒有針對印刷業開過公聽會。他說沒有，但他相信印刷業者會「很高興」。
我又再問他：那出版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呢？你們用什麼基準來判斷互相開放與否？如何評估對產業的影響？
薛琦的回答是：不需要做這些。因為只要根據WTO，普世性該開放的行業，就都該開放。何況，太多行業，要做這麼多調查研究，做不完。
閣下的許多政府官員，經常被批為有一種知識的傲慢。
我是昨天晚上第一次有了親身的體會。

．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我跟薛琦解釋台灣的出版產業鏈條，說明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這些行業都是小型企業的現實，以及一旦有大陸資本湧入時所可能造成的衝擊。
薛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回答，就是：「沒有經濟規模，是大不了的。」我相信，他沒有說出口的另一句話是：「市場法則，優勝劣敗。」
由這裡可以看得出來，我們許多政府官員，尤其是這次參與規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政府官員，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一份憐憫之心。
以出版相關產業來說，台灣絕大部份是小型業者，主要是台灣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天然障礙所致。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幫產業往外尋找出路（出版相關產業就是中國大陸），擴大市場腹地，輔助我們成長；而不是把陸資引進台灣這個原本就狹小不堪的地方，然後面對小型企業被併購或被消滅的可能，只是說一句「沒有經濟規模，是大不了的。」
何況，台灣出版相關產業還有些小型業者，是自己主動選擇的。他們原來就是因為自在於台灣有一個可以讓多元小型業者並存的生態環境，所以甘於放棄對規模的追求，而堅持自己相信的一些原則和價值的探索。生態環境一旦產生劇變，這些構成台灣原本美麗形貌的小型業者，也要面臨危機。
這些，當然就更難以在薛琦的考慮之內，我昨天也沒再多說。

最後，薛琦跟我說：他已經比較了解我為什麼對印刷業放進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這麼多意見。他們一定會把向中國大陸爭取商業印刷之外的「書刊准印證」當作下次談判的Top Priority（第一優先）事項來處理。但總要先簽了這次的協議之後，才能有下次再談判的立足點。

我跟他說：沒有，你還是不了解我說出版產業鏈為什麼要和對方綑綁談判的原因。並且，我也完全不相信你們有能力在下次的談判桌上能把「書刊准印證」端上木檯面。我說，我不但反對六月二十一日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還更堅定了。薛琦說，如果最後一刻不簽，相關的影響太大，無法預料。
我說：我當然知道這不是你的層次能決定的事情。我們的談話大致就在那裡結束了。

馬總統，現在只有 閣下能決定暫停簽約的這件事情了。
我願意總結一下我為什麼認為現在不該也不能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理由。不只是像昨天以前光從一個出版業者的角度。

過去，李登輝總統及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代，採行鎖國政策，打「碉堡戰」，封閉了自我，也錯過了在兩岸關係上及早取得戰略優勢的機會。此所以大家在二○○八年以高票讓 閣下當選，渴望 閣下能引領台灣打出「突圍戰」，為台灣走出一條新的生路。但早如我之前提醒 閣下的，如果「突圍戰」的戰略、人事、戰術充滿矛盾與混亂，則要注意突圍不成，反遭殲滅的風險。而從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的風波，則可以當作一個個案，清楚看出我們政府現在在兩岸政策上種種混亂與不當的決策和作為。

． 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
這相當於沒有認清突圍戰是生死之戰。

． 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
要打突圍戰，卻不給自己任何人看突圍的地圖和路徑。

． 對大陸的無知與愚痴
這是對突圍方向的雷區和深水區毫無知識。

． 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
結果不但不知道如何整合、加強自己後方的力量，還後門洞開，引軍入境。

． 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
形同沒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身家性命當一回事。

我已經努力把要說的話都說明白了。剩下的，就請 閣下就做決定吧。
現在是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十五分。

郝明義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國策顧問）

 

後續發展

我在六月二十日去立法院開記者會的時候，寫了封信給當時的民進黨蘇貞昌主席。提醒他民進黨對兩岸政策要積極參與，縝密監督。當時交由柯建銘代轉。

第二天早上，在我把第二篇文章發出不久，接到蘇貞昌辦公室打來的電話。他們說《自由時報》把新聞做得很大，上了頭版，問我看了沒，我說還沒有。後來，蘇貞昌再打來，說他昨天不在台北，問我能不能今天再找王榮文一起開個記者會。

於是我們一起在華山對馬總統又喊了一次話。當然沒有作用。服貿協議還是在那天下午兩點簽了。

這篇文章所歸納的馬政府所犯的五個錯誤，後來被在野黨及媒體多所引用。

而後來的情勢發展，很快地證明了薛琦真的不是「負責」的人。馬總統帶著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到各處奔波救火，沒看到薛琦以「負責」的人身分出面。而到了二○一四年年初，行政院宣布內閣改組名單，薛琦也赫然在內。

現在回頭看這篇文章，覺得火氣實在大了一些。有些遣詞用字，尤其對薛琦，可以再和緩一些。如果是今天寫，我會表達同樣的內容，但不會那麼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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