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那個下午 二○○二年,及之前

E 人生回顧

記憶的本質,是破壞,而不是保留。
講起來,記憶幫你保留許多過去。然而,破壞的也更多。於是你的腦海裡多的是怎麼勾勒也復原不了的空白。
近年來有一次夏天回韓國,碰上了六、七月之間的雨季。我想回憶一下過去碰上雨天的時候,是怎麼上下學的。突然發現所有的記憶都不 見了。
冬天的情形我記得。由於要手握拐杖,沒法戴手套,所以在氣溫零下的冬天,我只能光著手在刺骨的寒風中頂風前進。進了教室手都僵了 ,要先在一個角落,把兩隻手揉暖和了,才能去烤火爐。
可是下雨天,在長達一個月的雨季裡,我是怎麼上下學,卻怎麼也回想不起來了。我不能打雨傘,也沒穿過雨衣,而綿綿的雨水,不像是 冬天地上結的冰,是繞不過去的。
後來,我央求一個朋友幫我回想。她白了我一眼,說:「是你爸爸給你打傘,陪你上學的啊。」我依稀想起和父親在一個屋簷下避雨的下 午。另外一個朋友回答:「是我們陪你的啊。」我也有些印象了,幾個同學陪我走在雨中,為了免得拐杖打滑,每邁出一步,同學就伸腳 幫忙把拐杖抵住。一步一步。
    

更多的片段,卻是空白的。
有關池老師的記憶,就是大段大段的空白。除了她給我上的那兩課之外,只記得幾個場面。
一次是有一天在操場邊上曬太陽,猛一抬頭,看她和另一位老師在二樓圖書館門口,一面聊著天,一面看了我一眼的神情。
一次是高中快要畢業的時候,和另外一位同學請她看一部《吾愛吾師》的電影,散場後她回請我們去洋果子店吃茶,給了一些叮嚀和鼓勵 。
還有一次是高中畢業之後,爬好高好陡的石階,去拜訪她家,向她告別的情景。她拿出一個信封袋,告訴我是小小的意思,祝我到台灣之 後的學業順利。
當然,我還記得來台灣之後,她給我寫過的一封信。信是這樣開頭的:「郝明義,現在我坐在你來過的那間書房裡,窗外下著雨……」
她的信娓娓道來,像是在和遠方一個朋友的寄語,絲毫沒有一個老師對學生的語氣,當時我只以為是我進了大學,老師把我當成大人看待 、期許。多年之後,我整理她的故事,對她多一些了解,才算體會了一些她的立場和心情。
□ 
我曾經以為絕不會辜負老師的期望,也曾經以為完全辜負了老師的期望。
剛來台灣的時候,同是韓國來的同學特別容易緊密地聚合在一起。聚合的熱情固然溫暖了大家,但是也燒傷了大家。經常豁在一起飲酒作 樂的結果,不但讓大家的荷包同歸於盡,更嚴重的是課業也一起沉淪。大二的時候,我收到一張滿江紅的成績單,差點被學校掃地出門。
大四下學期,我更奇怪地進入了一個荒唐的世界。

我和一群賭場保鏢、黑道混混、風塵女郎共同生活了半年之久。
在那棟區隔成一間間小套房的大樓裡,我先和他們毫無牽扯,再因好奇而接觸,最後變成日夜混在一起。
那一年冬天,台灣有很多重大事情發生,但都和我無關。記得連續幾天醉生夢死之後,睡到一個下午醒來,出去把三餐當一餐吃的時候, 感覺到一點異樣的氣氛,才知道美國和台灣斷交了。那個新聞對我的影響也僅止於此。然後夜晚來臨,大約雲門在嘉義首演〈薪傳〉的同 時,我又回到那間因為欠錢而斷水斷電的小房間,墜入混雜著酒精、女人身上廉價香水,和地毯霉味的黑暗之中。
我可以眼看著自己的一步步下陷,但就像沉入一個沼澤,完全無能為力。所有的理想、期許,都雲消煙散,我前無去處,後無退路,只有 掙扎。越多的掙扎,又造成更深的陷落。找工作,面臨了身障者就業的歧視問題。努力和朋友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公司倒掉還造成一筆負 債。再和一位朋友借了一筆錢,回韓國跑一趟單幫來賺錢還債,結果血本無歸,債上加債。

有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我流浪在漢城,輾轉借住於朋友家裡,還有一間間廉價的旅社。大雪之後的一天,在一個地下道入口的唱片行門口 坐著曬太陽,聽免費音樂,竟然成了難忘的快樂時刻。
有人建議我,乾脆回釜山,去僑社找個什麼差事,慢慢還債。台灣的種種,就先不要想了。我勉強湊錢買了張火車票回到釜山,不敢回家 ,住在車站旁邊一個小旅館裡,打電話偷偷約已經在工作的妹妹見了一面。想了一夜,眼看著就要走上一條看似安全,卻沒有明天的後路 。我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唯一能做的,就是乾脆斷了這個念頭。華僑如果放棄在韓國的居留權回台灣定居,可以借這個名義多帶一些免 稅行李。於是,我拋棄了自己在韓國的居留權,再把多帶免稅行李的權利轉賣給別人,換來一張機票。這樣,我重回了台灣。那是一九七 九年,比五年前剛來讀大學的時候,更沒有未來可言。
    
回到台北,一位名叫柳耀中的朋友幫我在興隆路上找了個分租的房間,不時來給我送一點錢。儘管沒法保證天天三餐不缺,但大致還過得 去。只是不知道怎麼還債,更別談走出條前途。每天早上醒來,看太陽從東方升起,下午,看太陽西下。一天又一天地重複。一切的希望 ,似乎都已停止。
後來,名叫鄭麗淑的二房東和我比較熟了,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點翻譯的工作。她在《八十年代》月刊上班,長橋出版社的鄧維楨先生常 去她們那裡聊天,問她能不能介紹一些可以翻譯英文小說的特約人員。於是我去見劉君業先生,接了生平第一個翻譯工作。我就這樣踏上 了一個轉折。終於,我還是走上了從小就排斥的那條和文字、出版相關的路途。
我出版過一本書,叫《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一本十分受歡迎的書。這幾年來,不時會有人問我當初是憑什麼眼光,看出這本書暢銷 的可能。
其實沒有。做出版工作,不能不考慮到市場,但是我做過的最成功的出版企劃,幾乎都不是以市場考量為出發點的。《最後十四堂星期二 的課》也是一個例子。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前面我說在一九九八年元月見池老師的前夕,我在傍晚時分進入大塊文化的辦公室。第二天要前往韓 國,我去收拾一下辦公桌。看到同事留下一本Tuesdays with Morrie的英文書,要我儘速評估。我躺倒在沙發上,讀起那本書,讀到很晚。
我讀到這樣的段落:

在那個夏日午後,我擁抱了我親愛而睿智的老教授,並且答應要保持聯絡之後,……我並沒有和他保持聯絡。……
二十出頭的我到處飄泊,租房子找分類廣告……
我的夢想是成為著名的音樂家……但我在昏暗空蕩的酒吧混跡好幾年,許多機會無疾而終……
我的夢想終而變了顏色。

又讀到這樣的段落:

我到處尋求機會……我像是用高速檔行駛,不管做什麼,我都是快馬加鞭,剋期完成……
我用成就來滿足自己,因為成功讓我覺得可以主宰事物,讓我可以榨取到最後一絲的快樂享受……
那麼墨瑞呢?我偶爾也會想到他,想到他教我的『做人本份』及『與人溝通』,但這總是顯得遙不可及,彷彿是下一輩子的事……
我十六年沒見到他了。他的頭髮變得更少,幾乎已經全白,臉孔也瘦削憔悴。我突然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和他重聚……
我們一起共度那麼多時光,墨瑞對我這年少氣盛的人,曾經如許耐心的呵護調教,照說我應該馬上掛掉電話,縱身跳下車,衝上前去抱住 他,吻他額頭道哈囉才對。然而我關掉引擎,在座位上放低身子,假裝是在找東西。

在次日即將回去和我自己久違的老師重逢的情緒中,淚水不可控制地一路流下。
我想起曾經有過一段再也不敢奢望有臉重見師長的日子,想起在絕望的時刻也曾經在一棟八樓的天井邊緣徘徊過。
每一個學生都有他的老師。每一個學生都有和他老師特殊的因緣,以及故事。
我比較幸運的是,在絕望的谷底逗留過之後,後來畢竟走了出來;和老師多年中斷聯絡之後,還有了重逢的機會。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其實主要是基於一個學生的感動,而不是什麼出版者的眼光來出版的。


二○○○年三月,池老師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是在四月份的時候,想陪一位先生剛過世的朋友散散心,所以要來台灣一趟。
這一年來,我和她比較長時間沒見,中間只有電話聯繫。幾次問她什麼時候動身去東北,都說再看看。因此聽她要先來台灣,雖然意外, 但也極為高興。


池老師是四月十七日和朋友一起來的。當天氣色非常好。
十八日遊覽了半天,體力顯然有些不支。次日用過早餐後,發現嘴裡有些血絲。我帶她去把脈,說是因為旅途勞頓,一點感冒,再加心情 的興奮,所以造成火氣上升。靜養之後,才恢復一些。
當天晚上,我們本來特地為池老師召開了一次在台灣的同學會,出席二十多位,但是因為她的不適,所以就在會後轉移陣地,順序挨進了 她在飯店的房間。
那是一個快樂的夜晚。很多同學也是在高中畢業後第一次見她,大家的心情可以想像。後來整理錄影帶的時候,注意到她有一句話講得特 別緩慢:「希望你們的友誼,能永遠保存。」
二十日,她繼續休息。我請她來我家坐坐,看看我們養的貓和兔子。
第二天,她和朋友就回韓國了。
    

池老師在我家的那個下午,可以看得出她的落寞。
有一個原因是她突然不舒服,沒辦法照原定計劃陪她的朋友散心。
另一個原因,她摸著我們養的兔子,說:「這次我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測試一下自己的體力。如果來台灣這一趟我吃得消的話,我 就有信心準備去東北了。」她輕嘆著搖搖頭,「但那是不可能了。」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自己對生死是無所謂的。」她接著說,「可是我不能不為同行的人著想。萬一怎麼樣,我不能給同行的人製造那些負擔。」
那天下午,她講了好一些故事給我聽,像是東北養小狗那一段,就是那天聽的。
我也趁機頭一次問她,在中學對我最早的印象是什麼。她這麼說:「那天你們班上同學在打掃教室,你在操場上玩皮球。我跟你說,你雖 然不能打掃,但是可以進教室去陪陪同學,講講故事或是笑話給他們聽啊。可是你說不,一個人繼續玩你的球。」
我有點面紅耳赤,真不敢相信:「怎麼可能啊?是我嗎?」
她笑笑:「是啊,是你。」
那天下午,她順便還教了我一件事:抓兔子要抓耳朵。


二○○○年,是很難忘的一年。這一年,不論是就我個人,我身處的行業,還是社會,都在面臨轉型。我像是面對波濤洶湧的海洋。一面 因為風中撲面而來的浪花而興奮,一面也感受到未知的浩瀚,自己的渺小。
真是奇特的年代。

那年七月,我參加香港書展,然後去北京。就在那個旅途上,在香港中環車站的一個轉角處,我被一個念頭擊中。到了機場之後,我在筆 記本上記下了這段文字:
2000年7月20日上午10點半,
我在香港中環的機場快線車站Check-in,
突然有個念頭閃過:應該把這個故事寫下來了。

也許,幾年後再寫,這個故事會更完整一些,
但,也免不了帶上一點的哀傷與遺憾。

現在,如果能趁她還在的時候,寫下這本書送給她,
故事也許不夠完整,但應該會更圓滿一些。
所以,我就開始了。
     2000年7月20日中午12:05 在香港等飛機起飛的前一刻
現在回想起來,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香港的車站,突然想起要把池老師的故事趕快記下來,倒也不難解釋。
那是一種一直在溫暖我著的感覺,與力量。
而那個時刻,只是想寫下來了。
       

那年十月,我這本書的第一稿就寫好了。所以,我在第一稿的最末尾,加了段這樣的文字:
    
在這些故事要結束的時候,我的心情是很欣喜的。
我準備等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在今年第一場雪還沒下之前,親自帶一本書回去送給她。
    
然而,我並沒有做到。

一是後來覺得書的結構還需要很多調整;二是池老師對初稿有意見。
我的初稿,寫她故事的部份,都是用她第一人稱的語氣。所以她先是簡短地說了句:「沒什麼好發表的。」又加了句:「你不能用我的第 一人稱來寫我的故事,我會寫自己的回憶錄。」
一方面是清楚她的脾氣,一方面是因為我對書的內容也有困惑,拿不準池老師和我自己故事之間的比重,於是接下來的三年多時間,這本 書的稿子就躲進了我手提電腦D槽的某一個角落。只是我從沒停止過不時把它翻找出來,調調這裡,寫寫那裡,然後再放回去——不論是 在家裡睡不著的夜晚,或是在旅途上某個宿所的床上。
想要把這本書裡的故事和別人分享的念頭,越來越強。
最後我大幅加入一些本來不想講的自己的故事,然後把池老師的部份也改了一個寫法。
於是,你把故事一路看到了這裡。

—-摘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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